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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有的爺爺說不愿意想過去，一直回避這個事，一個爺爺甚至說他沒給孩子講過自己抗美援朝的事，是不是有的老兵不是那么容易開口？

宋坤儒導演：對。比如說上海的談學賢，談學賢經歷過上甘嶺的馬鞍山戰(zhàn)斗。他當時是是7班班長，有22個人，這個班比正常的班人數(shù)多，最后就剩了兩個人，20個戰(zhàn)士全部犧牲了，其實是一場相當慘烈的戰(zhàn)斗。我就一直問爺爺，我說您跟我說說您馬鞍山唄，咱們怎么打的，老頭就繞，說我們不去說這些，說這些就不是一個很積極的思想，我們當時跟朝鮮老百姓的紀律可好了，路過蘋果地都不摘蘋果，然后就說了一個多小時。

他聽力不好，退役軍人事務部的同志說就大聲跟他說“談老，說說戰(zhàn)斗情況”。然后談老又開始說，“我當時是7班長談學賢，跟朝鮮老百姓打交道……”。后來我就知道只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就是他不想說，第二種原因就是他非常不想說。我們就結束采訪。有一些老人我們打不開，我們跟這些老人都不是見一次面，最少見兩次以上，而且不是采訪環(huán)境，就是私下，所以有些老人是不愿意提的。

包括像你剛才說的包月祿，包月祿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英雄的原型。有個電影叫《奇襲》，京劇叫《奇襲白虎團》，那里面就有一個人物叫包月祿，那個包月祿就是生活中的包月祿。當時他們13個人奇襲白虎團，也是算世界軍事史的一個奇跡了，無一傷亡，還把人團旗給扯了。就充滿了一種年輕小伙子那種愣勁兒，管他什么旗，我就扯下來，就給纏腰上，現(xiàn)在這面旗在中國軍事博物館保管。

他們年輕的時候，估計對他們的兒女也說，但是兒女可能聽多了，就覺得我爸又說這些事。到了第三代，比如說孫子孫女輩的，說了可能也聽不懂，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跟他們的距離太遠了。他們能夠知道的可能就是教科書上說我們有抗美援朝，語文課本上有一篇《最可愛的人》，僅此而已。

但是從情感上來說，我覺得老人其實還是很渴望講述他們的故事。所有的老人，在跟我說起他們曾經經歷的時候，我都有兩個感覺，第一他們回到了少年，坐在我面前的一定不是老頭。像任紅舉，他一邊跟我說，我就一邊在想，這老爺子年輕得多“猴兒”，他真的是那種上躥下跳，最調皮、最搗蛋、最“招人恨”的。用他的話講，就是因為我年齡最小，就最“招人恨”。

像包月祿，他一直跟我說，我沒覺得我多么的英雄，我就是覺得稀里糊涂挺幸運的。當時他年輕的時候就是連長說走、就走。我還問他，我說您當時明知道這個任務很危險，有沒有寫過什么血書，電影里不是都這么演嗎。他說當時打仗哪有這個閑工夫，天天都打仗，每次打仗之前都寫一份血書，那血就沒了。我說也是，所以很多電影里描述的，其實都是我們這些創(chuàng)作者臆想的片段。

包月祿跟我說，他覺得自己真的特別幸運。這些爺爺奶奶入朝的時候都是新兵，都是“生瓜蛋子”。到戰(zhàn)場，特別怕的就是槍響，槍一響他們就趕緊躲起來，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老兵根本就不怕，老兵說槍不可怕，炮才可怕。就是說“新兵怕槍、老兵怕炮”，因為炮一轟轟一片，你不知道哪片彈片就轟到你了，槍其實它就是單向的。

包月祿剛入朝的時候，跟他的新兵部隊打散了。打散了之后也是一陣陣轟炸，他就跑，然后跟另外一群打散的新兵匯到一塊了。他膽兒最大，說我們還是得找到一支部隊，不找的話，咱就不就成散兵了嗎，手里也沒有武器。晚上，這群人就跟著他睡在一個炸彈坑里，大約有10來個人。早上起來天亮了，他覺得肚子疼，就從炸彈坑里出來，去小樹林解手。飛機一顆炸彈，這一坑的人沒了，除了他，因為他上廁所去了。這個事里，他一點都不英勇，但這個事就讓你覺得戰(zhàn)爭的殘酷和無常，一個人一個特別不經意的選擇，可能就改變了他的一生。

說回這個問題的原點，就是我不覺得他們是老人，我覺得他們都是少年。第二，就是他們在講述少年故事時，呈現(xiàn)出來的是兩個狀態(tài)：一個是驕傲，覺得他們年輕時候做的這些事兒很驕傲，他說出來的時候，自覺不自覺的都帶著那種自豪感；第二，感覺他們挺落寂的，很多老人，比如薛英杰、周有春、任紅舉，劉素謙等等，都沒怎么接受過采訪，甚至說就沒接受過采訪。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周有春，在他軍休所的家里，5樓沒有電梯，我爬上去的。老人給我們開門，特別熱情地歡迎進他家狹小的客廳，給我們倒水。我問老人第一句話就是“有記者采訪過您嗎”，老人說“沒有”，“從來沒有”。他的回答一出來，我突然覺得特別的慚愧。我覺得這個老人身后，一定有很多的故事，因為他說出那句話的時候，就已經哭了，他的哭一定是帶著某種心酸或委屈。

周有春，中國人民志愿軍23軍67師炮兵營話務員

《二十二》后，又一部出現(xiàn)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

觀察者網：紀錄電影通過前期點映來發(fā)酵口碑很重要。2018年紀錄電影票房冠軍《二十二》上映前點映了兩個月，《1950他們正年輕》的點映卻因為疫情大部分都取消了，這對后期上映會不會有很大影響？

宋坤儒導演：剛才沒有說到，這個片子其實還有一個困難，就是一直在跟疫情做賽跑。片子最終決定去整體采的時候，定下來是2020年2月份，春節(jié)一結束我們就立刻走，計劃5月份拍完，拍完就是兩個多月，結果2月份疫情來了，出不去了，北京成了災區(qū)了。

后期上映，為什么上座率和口碑沒有發(fā)酵出來，其實看過的人都會被感動，但是為什么現(xiàn)在的票房跟上座率這么低，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原因還是疫情。

我們原計劃是一個月差不多15個城市的路演，第一站從沈陽開啟，8月1號建軍節(jié)，我們沈陽的點映首場海報物料，所有的一切包括邀請老兵、跟烈士陵園的支持聯(lián)動，沈陽的各種媒體都安排好了。突然，南京出現(xiàn)疫情，然后沈陽就出現(xiàn)疫情。原來是南京是一重站，后來揚州，上海、成都、重慶、沈陽、廣州都去不了。最后我們所有的活動全部被迫取消，大學又在放假，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最后我們在北京提前上映一周，做了4次點映。所以很多觀眾后來會說，其實完全不知道有這么一個電影的存在。

當我們把點映全部取消的時候，就已經基本判斷，它的上映會是什么情況，因為我們現(xiàn)在的發(fā)行也曾經發(fā)行過《二十二》，這個發(fā)行公司對紀錄片的發(fā)行非常的熟悉。紀錄片一定是先有口碑，如果片子足夠好的話，再上院線。但是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尷尬，就是沒有口碑發(fā)酵的過程。我們只能等待上映過程當中，這些觀影的人去幫我們發(fā)酵。

有的觀眾說，繼《二十二》之后，《1950他們正年輕》是中國影史上又一部出現(xiàn)大量“自來水”的紀錄電影。特別感謝這些人，因為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能有“自來水”，我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我們的片子要靠“自來水”。

對我而言，是兩種特別復雜的情感。首先感謝，其次覺得悲傷。原因就在于，我經常自己開解自己，其實電影跟人一樣，每個電影都有每個電影的命，這個電影從他醞釀、出生到成長，就面臨著各種先天性不足，不是說它不夠好，而是說背后能給到它的東西太少了。

我們確實也盡力了，我們沒有錢，很多人說你們去找大V給你們宣傳，如果按正常的費用的話，我們一家都找不起。一些善良的大V，都是他們主動發(fā)聲的。我真的是覺得，能有這么多人來幫助，特別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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