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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法理而言，這些保護類別通常都應當在中國憲法和基本法下進行，但美國直接繞開中國法律而訴諸自身國內法進行保護及采取相應制裁措施，是對中國司法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地位的法律侵害與挑戰(zhàn)。美國要求中國政府尊重香港高度自治地位，自身卻直接通過國內法侵害香港自治地位，其行為邏輯存在法理上的嚴重混亂和錯位。    

法案的諸多細節(jié)存在法理錯誤甚至事實錯誤，這表明美國國會立法倉促成形，政治掛帥，未能審慎調查和確認有關法律背景及事實，因而即便法案通過，美國行政當局對于操作性不強及政治性過于凸顯的這部法案，至少是其中部分條款，顯然是難以執(zhí)行的。美國既往的政策性、干預性立法也存在相當比例的“啞巴法律”情形，即法律生效，但法律難以執(zhí)行，就像生了個“啞巴”一樣。不過，鑒于美國當前對華遏制戰(zhàn)略的全面性和深刻性，這部法案的部分條款顯然會被選擇性執(zhí)行及人為放大，甚至可能遭到濫用。

法案細節(jié)的錯誤包括但不限于：其一，對香港普選時間表的設定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法案規(guī)定香港應不遲于2020年實現雙普選，這是完全不符合基本法特別是“八三一決定”相關法律規(guī)定的輕率言論，如果不是蓄謀已久（比如2015年政改失敗后即準備此法案），就是法盲本質；

其二，對香港抗爭者權利提供無保留的支持，而對香港執(zhí)法者要求過嚴，嚴重不公，變相支持香港暴亂持續(xù)進行；

其三，對香港執(zhí)法者的制裁威脅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民主程序，嚴重損害香港高度自治權力，嚴重破壞基本法秩序，為本土分離及港獨勢力的大發(fā)展提供超強政治支持，是極端不負責任的“顏色革命”行為；

其四，法案對香港經貿地位的威脅是對美國在港利益的誤判和忽視，未能充分評估香港平臺對美國商業(yè)利益的巨大價值及中國以“一國兩制”框架維系這一平臺的多方共贏本質；

其五，法案對大灣區(qū)技術創(chuàng)新中的香港角色估計過高，對中國的技術冷戰(zhàn)思維太過凸顯；

其六，法案對香港憲制基礎存在法理認知錯誤，將“聯合聲明”與“基本法”并列，抬高“聯合聲明”的憲制地位，這是對中國憲法與基本法共同作為香港憲制基礎的規(guī)范性扭曲，可能進一步誘導香港示威者進行極限化的分離抗爭及去國家化。

在香港反修例運動因“撤回修例”而失去目標、暴力行為因過度破壞法治及民生秩序而喪失道德動力的條件下，中央政府、特區(qū)政府及香港社會共同致力于止暴制亂，恢復法治，保護包括美國利益在內的香港平臺上的各方利益。美國這一法案卻是在潑冷水及拖后腿，試圖為香港暴亂行為提供終極保障，為示威者暴力及其法律后果提供無條件的擔保，對香港執(zhí)法者的合法履責行為予以否定評價和制裁。美國選擇在香港問題上與中國及世界其他國家在港利益相反的干涉路徑，是特朗普主義下美國逆全球化與極限施壓戰(zhàn)略的表現。  

在美國的極限保護與鼓動下，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后期治理、理性對話與法治修復將變得更為困難。美國的誘導必然可以激發(fā)相當一部分香港青年以“勇武”為榮，以暴力為傲，以極限挑戰(zhàn)“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為行為指引，甚至可能出現更為赤裸裸的港獨言論與組織化行為。美國的立法選擇，是戰(zhàn)略上配合中美貿易談判及戰(zhàn)術上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無限期、無限制“續(xù)命”并深入干預影響香港區(qū)議會與立法會選舉的大動作，也是中美脫鉤壓力下香港平臺塌陷的危機信號。

黃之鋒赴美與盧比奧、佩洛西等美國參議院會面 圖片來自港媒

美國鷹派總體上評估香港平臺對中國的利益超過美國，因而不再愿意分享這一平臺的和平“收成”，轉而將這一平臺用作“新冷戰(zhàn)”的前沿棋子。“黃之鋒們”也將不再是所謂的香港本土派，而會進一步異化為美國全球戰(zhàn)車的馬前卒，香港法案則為這些馬前卒提供了美國本土的避難所。什么是“黃之鋒們”的新家園，不是中國內地，不是香港，不是臺灣，而是美國。因此，“黃之鋒們”盡管口口聲聲為了香港的民主與人權，但卻不以香港利益和前途為顧念，香港也就成了“黃之鋒們”為美國“政治打工”的工作場所，他們的最終歸屬是美國，以及為了美國而在香港打拼。他們本質上已經是香港之敵，不僅與香港利益無關，還會長期危害香港。

那么，香港到底是誰的香港，就會成為反修例延燒及香港法案出臺后非常嚴肅的一個前提性問題。由于深陷中美長期戰(zhàn)略競爭的前沿，香港的高度自治盡管受到基本法保護，卻無法有效應對來自美國的超強干預和破壞。美國所關心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是個假命題，是將香港的人權與民主建立在浮冰一樣的美國法案和美國戰(zhàn)車之上，并以威脅和破壞香港法治及民主程序的方式進一步加劇香港管治危機和社會秩序危機。

經此破壞，香港社會分裂勢難避免，將會在中美角力中“一分為三”：沉默的大多數演變?yōu)槌聊娜种?，只要香港平穩(wěn)維系，他們不持政治立場，無所謂“屬中”還是“屬美”；極限抗爭的青年本土派占據激進一翼，他們及其同盟者、同情者逐步擴展為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抗爭不再遵循基本法和本地法律，而以“違法達義”、“勇武分離”為基本路線，是“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的制度之敵；建制派與愛國愛港力量，以及最終選擇追隨國家命運的香港青年，他們是“北上融入派”，會堅持香港的愛國者認同并在大灣區(qū)及國家發(fā)展中貢獻力量，融入國家發(fā)展大局和治理體系。如果中美關系僵局長期化，香港平臺上的“三個三分之一”的社會力量新格局會加速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