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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五：顛倒黑白的傳記

西方歷史學者對蔣介石早已有定論，多認為是“那個失去中國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深信蔣政權之垮臺要因在于其自身之無能與殘暴；蔣氏退守臺灣之后，在美蘇對抗的冷戰(zhàn)時期，又建立起令人難堪的右派獨裁政權。但是近年來右派勢力復起，又故意把蔣介石抬高，于是近年陶涵（Jay Taylor）的英文蔣傳《大元帥：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的奮斗》出版，以“堅毅、忠誠、勇敢、廉潔”來溢美蔣介石；說他在臺灣為民主與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為中國大陸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典范等等，都是信口開河，卻由著名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書中事實之謬誤，不勝枚舉，如謂辛亥革命時陳其美在上海舉事，用的是五色旗；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間，是廣州與武漢斗爭的英雄；1935年已經(jīng)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類，根本缺乏基本的歷史知識。

蔣介石是現(xiàn)代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但陶涵僅對蔣之言行做不同角度的辯解，時而以蔣氏的代言人自居，如謂“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誠懇的儒家基督徒，其動機在謀求中國的統(tǒng)一、現(xiàn)代化與獨立多于個人權力的愿望”，甚至一再為蔣介石開脫與洗刷，并將之作為論述的基調，而此基調對西方讀者而言，或許有些新意，但對華文世界來說，大都是國民黨內正統(tǒng)派、親蔣派的老調重彈而已。事實上，陶涵曾經(jīng)得到蔣經(jīng)國基金會的資助，以及諸多親蔣人士的口述，而他自己中文能力極為有限，對中國歷史又認識不足，顛倒黑白也就不足為奇了。

蔣介石日記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開放，新史料的出現(xiàn)引起研究者的重視，爭相閱讀，陶涵在其蔣傳中也多加引用，但相當多的部分仍然轉引自秦孝儀的《“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而秦氏在編輯過程中對原文動過手腳，早為識者所知。但是陶涵卻說，曾對照日記與秦編，沒有發(fā)現(xiàn)主要的不同，又言蔣氏日記為包括“西安事變”在內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新見，足以令人懷疑這位作者是否真有閱讀蔣氏日記原件的能力，更不必期望他能做批判性地運用。

蔣氏日記不可能是完全隱密的空間，陶涵也承認日記曾經(jīng)過蔣家人的編輯與刪節(jié)。再說蔣氏日記原件中諸多自責自勵之語也不足為異，原是中國傳統(tǒng)日記作者所常為，自我檢驗操之在我而已。不過手寫日記原件確有其參考價值，大可作為深入分析蔣氏性格與內心世界的豐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記牽著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論證與分析就引為證據(jù)。蔣在日記里大談宋明理學，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養(yǎng)心自我勉勵，就以為他是一個“新儒家青年”，便下結論說儒學對青年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自律與品格的培養(yǎng)，更由此認為蔣是一負責任、很勇敢、講榮譽、非常積極有為之人，如此溢美就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的好例子。

陶涵同時又不得不提到蔣自小在鄉(xiāng)里，就擁有“瑞元無賴”的綽號，“有了妻妾，還要嫖妓”，以及蔣氏生平暴烈的性格，時常毆打發(fā)妻毛福梅。陶涵也認同陳潔如所說，蔣染給她梅毒不可能造假。豈不是與所謂蔣代表新儒學的道德力量自相矛盾？

矛盾的還有，他既說蔣在臺灣25年仍然是獨裁者，卻又說蔣為臺灣的現(xiàn)代化與民主奠定了基礎；既說蔣本質上不是一個殘忍或暴烈的人，為了國家的奮斗與生存，有時必需做出殘酷的決策，忽然又指出蔣異常的殘忍，為報私仇不僅殺了楊虎城，而且連楊的稚子與秘書以及秘書的妻子都不放過，濫殺無辜的婦孺，總不能說與國家生存有關。作者對于這些不一致的論述，全不予處理。更離譜的是，陶涵竟說出：蔣氏父子若能見到今日上海與北京之繁華，必定會深信“他們長期策劃的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此乃蔣氏父子“現(xiàn)代中國的遠景，不是毛的”！

毛福梅（中）

陶涵對蔣介石與現(xiàn)代中國的認識既甚有限，又不參考學者們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蔣介石槍殺陶成章一案早有定論，而他仍要說蔣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負起責任，以免牽連到陳其美云云，又畫蛇添足說“當天的報章雜志都未提到蔣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現(xiàn)場”，卻又說民國五六年間，蔣氏見不得人的事跡，頗多與在上?！半S青幫從事犯罪活動”有關。

陶涵視蔣為孫中山唯一的傳人，雖非新見，但刻意去找孫所以獨寵蔣的奇怪理由：“盡管蔣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個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務，例如了然俄國新社會的情況，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藍圖。他是一個勇敢而又顯然很誠實的人”，認為這些素質是蔣崛起的主要原因，太不著邊際了。其實蔣介石崛起的最主要契機是“中山艦事件”，他借此事件挑戰(zhàn)當局，是一項極大的政治豪賭，能夠得逞主要是由于俄共為了便于國共合作，不愿與蔣介石翻臉。然而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蔣論，說汪精衛(wèi)是“反蔣聯(lián)盟的成員”。此論乃時隔多年之后，蔣介石所堅持的說法。陶涵豈不是蔣介石的代言人嗎？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簡短，幾乎是蔣介石的個人秀，說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將領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揮下級軍官。事實上，當北伐攻勢已經(jīng)取得成功后，蔣才在廣州誓師。陶涵也看不到北伐軍以少勝多的政治與社會背景，主要得益于反帝的風潮與來自俄國的援助。攻克武漢后，正待大舉北上，蔣總司令卻回兵江西。陶涵毫無根據(jù)說，蔣急于東下江浙是為了穩(wěn)定武漢、發(fā)展經(jīng)濟，但蔣介石日記所云“余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才是真話。蔣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黨，明擺著要清除異己，穩(wěn)固自己的權力。蔣發(fā)動“四一二事變”血腥鎮(zhèn)壓，與中央決裂，造成寧漢分裂。清黨殺戮之慘，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陶涵卻說殘暴與險詐雙方都有，以淡化蔣氏惡行。陶涵毫無根據(jù)說，只有數(shù)百共產(chǎn)黨被殺，還胡說周恩來與蔣一直互通款曲。蔣自南昌以來，以個人的主見、情緒、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別立中央諸多事實，顯然是造成革命陣營內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實為再度復出之本。然而陶涵認為蔣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而將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預知的境地，他居然不知蔣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來？何“不可預知”之有？

蔣介石建都南京后，大權獨攬，陶涵不能否認獨裁的事實，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蔣之手段也非目的；他不否認“藍衣社”，但說它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辯稱希特勒有特務二百萬人，而“藍衣社”于1938年解散時只有三百人。蔣介石的特務何時解散過？戴笠為蔣從事特務工作，超過十萬人的軍統(tǒng)，藍衣社怎可能只有區(qū)區(qū)三百人？又說蔣于1932年稱頌法西斯的秘密演講是日本人的宣傳。他不能否認特務謀殺楊杏佛、史量才等知識分子的具體事實，卻說蔣可能不曾下令殺這些人，或戴笠事前未征得蔣之同意云云，又說蔣即使會殺人，也是為了“中國的生存”，又說共產(chǎn)黨比蔣更殘忍，更進而說蔣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國以來最有權威的中央政府，都是顛倒黑白、信口開河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