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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丘先生還認為1970-80年代大陸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不夠強硬，大陸學界的學術研究也不夠積極，頗有“怒其不爭”的味道。雖然他也意識到大陸政府在國際社會中日益鞏固的政治與法律地位，從而開始把更多期待寄托到大陸身上，但基本思路還是從國際法角度研判中日如何處理釣魚島爭端。

他當初沒有想到的是，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國際法仍然不能為釣魚島爭端提供令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以實力對比為基本內涵的現(xiàn)實主義邏輯在釣魚島爭端的發(fā)展態(tài)勢中依然處于主導地位。自2010年以來大陸、臺灣、日本和美國這三國四方之間圍繞釣魚島爭端進行的復雜博弈，已充分體現(xiàn)這一點。

（三）丘宏達的學術貢獻與不足之處

丘宏達先生作為最早從事釣魚島問題研究的華人學者之一，其研究工作極具開創(chuàng)意義。他的研究成果為兩岸乃至整個華人學界構建出一個完整的理論范式，即從法理、歷史、使用、地理、地質等多個維度綜合論證釣魚島主權屬于中國。無論是臺當局多次發(fā)表的關于釣魚島問題的立場文件，還是大陸政府發(fā)布的《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白皮書，它們的論述框架實際上都遵循著這個理論范式。

雖然后來有其他學者曾在上述范式內的某些維度上有所創(chuàng)新，但并未有在整體上突破此范式者。尤其是丘先生建立起從《馬關條約》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文書》及“臺北和約”這一國際法文獻論述的邏輯鏈條，為后來論者進一步論證《馬關條約》是日本獲得釣魚島主權的“唯一合法依據”提供了可能。這些都是丘先生在釣魚島問題研究上所做的重大貢獻。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丘先生研究的不足之處。例如，他在論述《馬關條約》的作用時，并沒有把它確立為日本曾經獲得釣魚島主權的“唯一合法依據”，而把它稱作“主要根據”，從而降低了前述國際法鏈條的權威性。如果《馬關條約》只是“主要根據”，是否意味著還有“次要根據”？如果有，會是哪些？合法性如何？

對于日本當年竊占釣魚島時的秘密“內閣決議”、日本強調的“先占”理由等，丘先生都未采取堅決否定的態(tài)度，只是指出其“不完全符合”國際法有關“先占”的要件，言外之意似乎是其“部分符合”國際法的有關規(guī)定。也就是說，丘先生在駁斥日本的“先占”理由時，沒有表現(xiàn)出堅定的理論自信。

此外，丘先生在評價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時，沒有指出美國所作所為對中國在該問題上合法權益損害的嚴重性，對美國的批評只是停留在法理層面，而忽略了其政治意涵。

不過瑕不掩瑜，丘先生作為深具中華民族情懷的愛國學人，畢生堅持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堅決反對“臺獨”。在釣魚島問題研究上，他固守“釣魚島和臺灣都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民族立場，這個民族立場甚至是其所有學術著作的靈魂。甚至可以說，丘先生和他的學術貢獻不僅屬于臺灣，更屬于包括兩岸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

二、回避兩岸合作：以馬英九為例

進入1980年代后，除了以丘宏達為代表的老一代學者繼續(xù)活躍在臺灣和國際涉釣研究學界外，新一代學者也嶄露頭角。不過，從研究成果的數(shù)量上看，1970年代是個大爆發(fā)的年代，此后的成果數(shù)量并不算多。從質量上看，能在1970年代成果基礎上產生突破性進展的成果更是鮮見。而馬英九先生從當時剛剛簽署的《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1982年）的視角，對釣魚島和東海劃界問題另辟蹊徑進行探討，令人耳目一新。

他的學術觀點至今仍是兩岸涉釣研究學界經常討論的對象。事實上，與他同時代的臺灣學者專門從事釣魚島問題研究的屈指可數(shù)，趙國材、邵玉銘等人主要從國際關系的角度論述釣魚島問題，但未曾出版過涉釣研究書籍。而馬英九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的《從新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一書，可能是整個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早中期臺灣學界唯一的一部專門研究釣魚島問題的學術著作。這也是筆者把他作為1980年代臺灣涉釣研究學界不二代表的根本原因。

（一）馬英九其人、其學

馬英九先生祖籍湖南省衡山縣，1950年出生于香港，1952年隨家人移居臺灣，1981年獲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國民黨主席和臺灣地區(qū)最高領導人。

青年時代的馬英九

馬先生在美國求學期間，正值海外華人保釣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時，而臺灣地區(qū)留美學生是其中的中堅力量，馬先生更是沖鋒在前，積極從事聯(lián)絡和組織針對美日兩國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動，被譽為“保釣熱血青年”。他的博士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就是圍繞著釣魚島與東海劃界問題進行討論的。

他于1986年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并結合當時國際海洋法領域的新進展，由臺灣中正書局出版《從新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一書，系統(tǒng)闡述了他在釣魚島與東海劃界問題上的解決思路。

1996年，為因應當時的釣魚島問題新局面，馬先生又出版了題為《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回顧與展望》的小冊子。不過，這本小冊子很少有新材料和新觀點，整個論述框架也基本沿用丘宏達的先例，但在具體內容上確實結合了當時的新形勢，也有馬先生自己的一些見解與判斷。因此，本文將以他在1986年出版的專著為評析重點。

（二）馬英九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主要觀點

馬先生最令人稱道的著作，就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出版的《從新海洋法論釣魚臺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一書。該書包括導論、四章和結論等，共15萬余字?；居^點是：可以把釣魚島看作一個不適宜人類居住、也不享有大陸礁層（即大陸架）的極小島嶼，在其領海之外不能享有其他海床權利；在此基礎上，東海劃界問題可以從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中分離出來，分別予以解決。主要觀點包括：

1、世界海洋秩序自1973年起開始醞釀深刻變革，直至1982年12月《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獲簽，這期間也有若干國際法院的判例出現(xiàn)，均指向一個新的國際共識：在某些情況下，極小的島嶼不應享有大陸礁層。這個共識可以運用到釣魚島爭端的解決思路上來。

2、釣魚島附近海域的石油蘊藏潛力，是“釣魚臺列嶼這幾個幾乎在地圖上找不到的蕞爾小島，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國際注目的焦點，也成為中、日之間十余年來難解的一大懸案”的直接原因；“地理、地形、地質與石油潛力四個因素，使釣魚臺列嶼成為日本意欲分享東海大陸礁層所必爭的一塊踏腳石”。

3、兩岸都認為釣魚島作為臺灣島的附屬島嶼，與臺灣島一樣是中國固有領土；兩岸所爭執(zhí)的只是中國代表權問題，而非釣魚島主權歸屬問題。兩岸在類似釣魚島這樣的“中海離島”（mid-ocean island）劃界效力問題上立場也比較接近，都傾向于不賦予此類島嶼以劃界效力，原因在于，“利用中國大陸及臺灣海岸基線，一樣可將礁層主張推展到沖繩海槽的中央”。相反，如果承認這些小島在劃界上的效力，那么一旦在釣魚島主權之爭中失利于日本，則可能連帶失去東海大片的礁層。

4、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應賦予釣魚島在海洋劃界中任何效力。不管未來釣魚島主權問題如何解決，該島周邊的礁層劃界問題都可與其主權歸屬問題相分離而先行獲得解決，中、日任何一方都不能利用釣魚島的前進位置作為礁層劃界的基點，而釣魚島本身充其量可獲得12海里領海和12海里鄰接區(qū)，無需再賦予其大陸礁層和專屬經濟區(qū)。

5、劃界問題“可以”單獨解決并不表示沿岸各國“愿意”單獨解決。前者可以算是一個法律問題，后者則是一個政治問題。從過去十六年東亞局勢的發(fā)展來看，不論是主權問題還是劃界問題，恐怕終將訴諸政治解決，但任何政治解決都不能忽略其中的法律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