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免费午夜在线观看,伊人久久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這些文章雖然發(fā)表了，但沒有在國際上引起特別大的波瀾。也就是說，這樣的觀點即便在西方也沒有很多人完全附和了。2018年底，美國《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長文，標題是“中國：一個該垮而不垮的國家”。意思是說，照西方的政治邏輯，中國早就應該崩潰了，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崩潰。這個標題暴露出了西方的極度失望和無奈。

從2020年1月下旬開始，包括整個2月份，西方主流媒體充斥了對中國的負面和悲觀的分析、評論和報道?；镜闹黝}都是這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我們國內的“公知”也趁機興風作浪?，F在看來，他們真是愚昧呀。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應對疫情一個個敗下陣來，傷亡慘重。

倒是澳大利亞的一位資深的媒體人，2月27日就對西方媒體歡呼這場疫情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表示擔心。他撰文寫道：中國過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唱衰它的人往往是錯誤的。這場危機遠未結束，但中國似乎某種意義上控制住了疫情的擴散，病例數開始穩(wěn)定了。最終北京也許會告訴你，什么才是中國成功的秘訣。

這一波“中國崩潰論”開始的時候，我們《這就是中國》這個節(jié)目在第一時間就發(fā)出了非常明確的聲音：這不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而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爾諾貝利時刻”。后來證明，中國模式明顯勝出，西方模式走下神壇，美國神話已經終結。不久前，10月14日《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撰文承認“新冠病毒沒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卻成為了西方的滑鐵盧”。這幾乎“完美地”印證了我們這個節(jié)目在今年2月，也就是8個月前所做的判斷和預測。

回顧這四波“中國崩潰論”，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崩潰論”一直不絕于耳，但每波持續(xù)的時間似乎是越來越短，相信的人也越來越少。在開始階段，它在西方媒體和學界可以說是主流，能持續(xù)數年之久，后來越來越短，越來越邊緣化，現在可以說已經徹底崩潰了。當然，這樣的觀點還時不時會沉渣泛起，在“臺獨”和“港獨”勢力中仍很有市場。但也因此，今天臺灣綠營媒體對中國大陸的新聞報道和各種各樣的討論基本上可以當笑話來看。

這種情況其實不足為奇，世界上總有一批心里非常黑暗的人希望出現“中國崩潰”的局面，我們國內的“公知”、“帶路黨”就是如此。但歷史潮流浩浩蕩蕩，我們不必太介意。

西方的“中國崩潰論”在過去30多年中之所以猖獗一時，我想主要是三個原因：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西方社會科學的偏見、西方文化的偏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這三種偏見的結合才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崩潰論”。我把這三種偏見的結合叫做“新愚昧主義”。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一下。2012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德隆·阿西莫格魯和哈佛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羅賓遜出版了一本叫做《國家為什么會失敗》的書。他們認為，一些國家失敗是因為其制度是榨取性的，一些國家成功是因為他們的制度是包容性的。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的制度是包容性的，所以成功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制度是“榨取性”的制度，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內看起來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今后必定會失敗。他們還說：“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是社會在‘榨取性’制度下獲得增長的一個例子；除非徹底進行政治變革，轉化為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否則中國的增長是不可延續(xù)的，不可持續(xù)的?！?

正是沿著這樣一種荒謬的邏輯，一旦涉及中國的政治制度，西方提出的問題總是那么幾個：“為什么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沒有政治改革，中國怎么可能成功？”、“中國什么時候放棄一黨制？”等等。我多次講過，這叫做懶漢做學問，無知者無畏，愚昧當道。他們是從“歷史終結論”和“歐洲中心論”出發(fā)，不做實證研究，不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歷史傳統。只要你的做法，和你的制度安排和我不一樣，你就是落后的，反動的，要崩潰的。這種心態(tài)也導致了西方本身的制度日益僵化，西方許多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不思進取，不思改革，結果只能是“黑天鵝”現象層出不窮，人民越來越失望。疫情防控中，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

恕我直言，西方國家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最大的短處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很多西方人真以為人類歷史將終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將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但世界歷史的發(fā)展怎么可能會終于西方政治模式？我在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后得出一個很慎重的結論：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照搬一個，失敗一個。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探索自己發(fā)展道路和發(fā)展模式的努力方興未艾，人類社會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政治改革也是任重道遠。今天，西方世界經歷著一場又一場的危機，包括深刻的政治危機。

我由此而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愚昧主義和絕對主義，總體上是歷史的進步，推動了西方的工業(yè)革命。然而隨著時間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以及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我剛才說的“新愚昧主義”，而且還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失敗的結局自然是預料之中的。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的畫像（圖源：騰訊網）

中國的崛起觸動了這個世界許多敏感的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如今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人，特別是我們知識界，不能再以西方話語馬首是瞻，不要迷信西方所謂的著名學者、大牌學者等。我們應該獨立思考，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以及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西方智慧的同時，拒絕西方的新愚昧主義和絕對主義。我們要探索和建構“后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人類進步做出中國人自己的的獨特貢獻。今天就和大家談這些，謝謝大家。

鄭若麟：

剛才張教授所談的內容非常精彩，是對西方近三、四十年對中國認知偏差的一個小結。實際上，除了“中國崩潰論”，還有另一種論調，我稱之為“中國患病論”，而且“病”都是“絕癥”?！爸袊疾≌摗笔俏易约簞?chuàng)的一個詞，但它與我在法國多年來觀察到的法國媒體對中國的種種評論是相吻合的。

這種說法與“中國崩潰論”“異曲同工”。它的注重點在于將中國的某些現象說成是“中國政治制度的致命弱點”，比如“中國迫害政治異見者”、“中國環(huán)境崩潰論”、“中國西藏問題論”、“中國制造低劣論”，甚至還有昨天的“中國新冠疫情論”和今天的“中國新疆種族滅絕和集中營論”。在他們的口中，這些是“絕癥”，患上這些的中國是不可能長命百歲的。

為什么法國會出現這種論調呢？這與法國對中國的特殊認知方式有著密切關聯。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認知大致是類似的，本質是相通的，但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法國對中國歷來是比較有好感的。十八、十九世紀的時候，有一批熱衷中國傳統文化的文豪，維克多·雨果就是一例；到了1949年以后，也出現了讓·保爾·薩特這樣對中國比較支持的著名知識分子。法國當時甚至有一些“Maoist”，就是“毛派”。

所以，從戴高樂將軍到毛派，法國高層實際上心中是有數的，他們知道中華文明非同尋常，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民是一個能夠創(chuàng)造奇跡的民族。所以，他們雖然經常會對歐美其他國家的“中國崩潰論”重復來重復去，但我還真沒有讀到過法國學者寫的任何一本“中國崩潰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