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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外交上，阮富仲繼續(xù)堅持廣交友，少數敵，一切服務于越南國家利益的務實外交政策；繼續(xù)奉行在各個大國間維持平衡，特別是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維持平衡的外交戰(zhàn)略，使越南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環(huán)境均達到了自1945年獨立以來的最佳狀態(tài)。

在其第2任期時，阮富仲強調越南的外交要發(fā)揚越南民族竹子一樣的品格和民族精神，要堅持剛柔并濟，靈活堅韌的竹子精神，維護越南的國家利益。他特別強調指出：竹子即使被彎折180度，當外部壓力消失的時候，它仍然會挺拔如初。他借此強調越南從來不會輕易放棄本國的目標追求，在某些時候，越南在外交上可能會暫時的妥協(xié)和讓步，但是從來不會放棄長遠的目標追求。

在這種竹子精神的指導下，阮富仲一貫堅持以國家核心利益為維護國家利益的原則，他強調越南當前面臨著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越南當前面臨的最大任務是利用對本國有利的國際和平環(huán)境發(fā)展自己。他特別強調維護國家和平發(fā)展環(huán)境和維護國家主權的統(tǒng)一，強調要在維護國家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的前提下維護國家的主權。

在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越南在其執(zhí)政期間繼續(xù)鞏固與深化了與俄羅斯和印度等傳統(tǒng)友好國家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關系，將越美關系和越日關系升級到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水平。尤為重要的是，正是在其執(zhí)政期間，中越兩國得以在兩國全面戰(zhàn)略合作的基礎上，就共同建設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體達成了共識，使得中越關系成為越南與各個大國關系中一個獨特的存在。

第三，在制度建設上，阮富仲繼續(xù)堅持了農德孟時期的革新政策，他在農德孟時期強化的“四駕馬車”制度基礎上進一步推出了“四駕馬車”+1或者又稱為“五核心”的制度，同時又在農德孟推出的國會差額普選、國會自薦候選人制度和國會質詢制度以外進一步擴大了國會差額的比例，推出了國會信任投票制度，推動著越南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進一步深入和完善。

越南最高層的權力架構，在越南南北統(tǒng)一后，雖然也是由黨的總書記、國家元首、政府和國會組成，但一直到革新開放初期，國會領導人的地位與另外三位領導人的分量并不相同，直到農德孟擔任國會主席后，四個機構的領導人才實現了全部由越共政治局常委擔任（越共政治局常委已于十大后取消，現在只有政治局委員），在農德孟執(zhí)政以后，越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權力架構才逐漸被外界所熟知。

越共十一大后，阮富仲出任總書記，其最高權力核心除了以往被稱為“四駕馬車”的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和國會主席四人外，還增加了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從而使得“四駕馬車”體制發(fā)展為“四駕馬車+1”或稱“五核心”機制。在上述五人當中，越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的地位雖然尚不及“四駕馬車”，但其在越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在日益增加。

從阮富仲首次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開始，先后擔任越共中央書記常務書記一職的人包括丁世兄、陳國旺、武文賞、張氏梅和梁強。其中丁世兄、陳國旺和武文賞一度都是呼聲很高的總書記接班候選人。雖然3人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最終都沒有成為總書記的最終人選，但中央處常務書記在越南最高權力架構的地位卻日益提升。

阮富仲的另一項創(chuàng)舉，是改革了越南國會監(jiān)督制度，在國會質詢制度的基礎上推出信任投票制度，即用投信任票的方式來對國家主席、副主席、國會主席、副主席、政府總理、副總理、各部部長在內的要的官員進行評價。信任投票在國會質詢之后進行，每年進行一次，國會代表的投票分高信任、信任、低信任三種，如果低信任票超過50%，相關官員將被視為得不到國會代表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須提前辭職，不必等到任期期滿。

到目前為止，雖然尚沒有主要官員被國會代表通過投票方式結束任期，但在事實上已經有包括范平明、阮春福、武德儋、武文賞和王廷惠等主要領導人通過主動辭職方式引咎辭職。該制度實際上對在職官員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對于改善吏治，推動社會進步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堅決持續(xù)反腐。

在革新開放最初的10年里，由于缺少經驗，并且受到蘇東劇變的影響，越南在90年代政治經濟危機接踵發(fā)生，通貨膨脹率連續(xù)數年一直持續(xù)在1000%以上，越南盾就是這種情形急劇貶值的。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混亂和腐敗也達到了極為嚴重地步，以至不少越南學者將這一階段稱為“保衛(wèi)社會主義的10年”。直到農德孟執(zhí)政后，經過一系列制度革新和反腐并舉的措施才重新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改善了越共在人民心中形象。

阮富仲執(zhí)政后，在農德孟反腐基礎上繼續(xù)推行持續(xù)不斷的反腐措施，特別是在其第二任期以來，阮富仲發(fā)起了“熔爐運動”，提出反腐沒有禁區(qū)，沒有例外。阮富仲的反腐有三個特點：

其一是反腐的常態(tài)化和持續(xù)化，反腐不是一陣風吹過，而是持續(xù)不斷的常態(tài)化舉措，為此不僅在黨內設立反腐機構，而且還在公安部內設立了反腐調查局（C03）。

其二反腐和防變相結合，阮富仲的“熔爐運動”不僅僅是單純的反腐，而是將反腐和防范“自我演變”和“自我轉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黨的前途和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待腐敗問題。

其三是阮富仲反腐以“溫和反腐”著稱，反腐從覆蓋面上來說力圖做到最大化，不留死角；但從處罰力度來說則顯得較為溫和，根據腐敗程度的不同，給予紀律處分（包括譴責、警告、免去黨內職務和開除黨籍）、引咎辭職或開除公職、付諸司法等各種措施。

在其十余年的持續(xù)反腐過程中，雖然有位數不少官員因為腐敗獲刑鋃鐺入獄，但總體而言，獲得刑事處分官員數量在總體比例上而言并不算多，而且獲刑的官員刑期大多不會太長，且級別一般都在省部級以下。

例如，最近十年來，在政治局委員層級，只有前胡志明市委書記丁羅升獲刑，前胡志明市委書記黎青海被免職，其他政治局委員級別官員稍微嚴重點基本都是引咎辭職，而輕微一點基本都是給予批評或譴責。這些人盡管引咎辭職或受到批評處分，但依舊被視為黨內同志，享有前領導人的各種待遇。前者如范平明、阮春福、武文賞和王廷惠等人，后者如前政治局委員黃忠海、阮文平等人。

與政治局委員級別相比，省部級及其以下官員因腐敗獲刑的官員數量明顯增多，例如前越南油氣公司總裁阮春成、前河內市人民委員會主席阮德鐘、前科技部部長張明俊、前衛(wèi)生部部長阮青龍和前科技部部長、前河內市委書記朱玉英。這些人盡管獲刑，但基本都是有期徒刑。

這種做法看上去對腐敗者較為寬松，但避免了因刑罰過重造成的腐敗者殊死對抗，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反腐的阻力，長遠來看有利于減輕和解決腐敗問題。

7月26日，河內，越南民眾站在靈車車隊途經道路旁手持阮富仲的照片為他送行。越通社

最后，文化和理論等方面的貢獻。

阮富仲從《共產主義》雜志起步，長期耕耘于越共宣教系統(tǒng)，是越南黨內一位杰出的理論家。他非常重視理論建設和文化建設，早在其在擔任越共總書記之前，在其任職國會主席時，就已有相當多的理論論述。而在幾十年的從政生涯中，特別是在《共產主義》雜志和宣教系統(tǒng)工作期間，他更是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越共的黨建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他的理論成果，除了國內所熟知的《發(fā)展和建構具有濃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的竹子外交》外，阮富仲還大量關于黨建、文化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方面的論述，例如《堅決、堅持推進反腐敗反消極斗爭，為建設日益廉潔和強大的我黨和國家做出努力》、《建設和發(fā)展具有越南民族特色具有吸引力的越南先進民族文化》、《關于社會主義和越南走向社會主義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問題》。

阮富仲特別重視民族文化建設和民族團結。

早在其當選越共中央總書記之初，他就非常重視民族文化建設，2012年，在越共十一大之后不久，越南提出要建設具有濃郁越南民族文化特色越南式社會主義，標志越南在經歷了10多年快速經濟發(fā)展之后民族自信心極大增強，這也是與阮富仲重視文化和理論建設分不開的。

另外，阮富仲還一直非常重視民族團結問題，主張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各個民族團結起來共同建設越南，在打擊極少數對越南進行顛覆滲透的死硬反共反越原南越流亡分子的同時，他也非常重視與南越政權流亡人士和解問題，以便集合一切力量建設和發(fā)展越南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