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免费午夜在线观看,伊人久久精品,一区二区三区精品

【文/陳平】

我生于抗日戰(zhàn)爭后期，親歷重慶解放、“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深感歷史潮流的非平衡發(fā)展趨勢。探討中國的復興之路，是我求學和探索過程中始終關注的問題。

我受華羅庚感召，于1962年進入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學習，深受前輩物理學家嚴濟慈、錢臨照的影響，不僅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基本問題有濃厚興趣，也反復思考近代中國落后于西方的歷史原因。

1973年，我在成昆鐵路當工人期間，業(yè)余時間讀到普里戈金剛發(fā)表的論文“演化熱力學”，該文章成為跨越生物學和物理學的橋梁。出國留學后，我在1981年加入普里戈金領導的布魯塞爾奧斯汀學派，目標就是架起經濟學和物理學之間的橋梁。我們的工具是非線性動力學和非平衡態(tài)統計物理學，研究的起點是主流經濟學的“老大難”問題——分工機制和經濟周期。

我曾經問過我的博士生導師——比利時籍俄裔物理學家普里戈金，為什么他對跨學科研究保持終身的興趣。他告訴我，他十月革命期間生于俄國，后隨家庭流亡西歐。飽經革命和戰(zhàn)亂的經歷讓他深感世界歷史是非均衡、不確定和不可逆的。

他的科學興趣在物理學，愛好在歷史和人類學。讓他迷惑的是，牛頓力學和量子力學都是時間對稱的（物理學對可逆過程的抽象表述），這和他觀察到的歷史相矛盾。時間箭頭的起源成為他終身思考的科學問題。普里戈金因為對物理和歷史不能取舍，就用物理學方法來研究歷史，開創(chuàng)了非平衡態(tài)物理學。

我自己的經歷和普里戈金產生了共鳴，我成為普里戈金二十余年的學生與同事，有幸參與復雜系統科學的奠基，開拓經濟復雜性的新領域。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我們有能力解決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留下的難題。我們認為數理經濟學走過的彎路，不是用了太多，而是用了太少的數學工具。方法論的原因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由于時代的局限，不理解物理系統的基本分類，他們企圖用封閉系統的靜態(tài)數學工具來分析開放系統的動態(tài)演化，得到許多似是而非的結果。

經濟是高度不平衡的耗散系統，有顯著的生命節(jié)律和代謝周期。計量經濟學用噪聲驅動和布朗運動來刻畫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就不可能理解持續(xù)的經濟波動和金融危機。目前對讀者來說陌生的經濟復雜性，將成為后危機時代經濟學的常識。

新古典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多是應用數學家和統計學家，他們受實證主義哲學的影響，不關心數理模型的現實性和理論基礎。我是從事實驗物理和理論物理研究的物理學家，深感理論和實驗相結合的重要?？茖W范式變革的起點是觀察“反常”的經驗現象和提出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是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四年級的學生。我對經濟問題的興趣來自1967年春季對太原重機廠做的一次田野調查，重新發(fā)現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一篇第三章的主題：“分工受市場規(guī)模的限制”。

當時我注意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從蘇聯引進的現代企業(yè)長期虧損，生產能力達不到設計水平的原因，是國內市場狹小。因為中國經濟在西方封鎖的條件下，無法利用國際市場來實現重工業(yè)的規(guī)模經濟。令我驚奇的是，政治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都不強調規(guī)模經濟在工業(yè)化過程中，具有“創(chuàng)造性毀滅”的核心地位。

1967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鐵路局，在成昆鐵路眉山電務段當了五年工人。我的自號“眉山劍客”，說明我經濟學研究的靈感，不是源于教科書，而是來自鐵路工人的經驗觀察，以及學派交鋒中產生的問題意識。鐵路網絡的連續(xù)安全運作，既要求集中的計劃性，也需要橫向的大協作，不可能只靠價格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來協調跨時空的分工。經濟學的理性人理論和經濟的復雜現實比，還處在工業(yè)革命前的小農經濟加手工作坊時代。

我在勞動之余，除了保持對理論物理的興趣，還系統比較了中國和西方的科學技術史、科技政策史和經濟發(fā)展史。李約瑟問題（即近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為何起源于西歐而非中國）引起了我的注意。

啟蒙運動家通常把近代中國的落后歸于中國的重農抑商政策和儒家文化。1973年我讀到《今日物理》雜志上普里戈金的論文“演化熱力學”，立刻產生新的思路。

普里戈金注意到熱力學和生物學的演化趨勢是矛盾的。熱力學預言孤立系統的熵只會增加，系統趨向均衡的結果是無差異的“熱寂”。達爾文觀察到生物演化的趨勢是多樣和復雜的，這種非均衡的現象只存在于開放的熱力學系統。開放系統中生命結構維持的前提是維持耗散的能量流、物質流和信息流。這和新古典經濟學均衡論的世界觀完全不同。

開放競爭的不同模式成為我的歷史比較研究的新方向：從研究戰(zhàn)爭類型開始，進入分工模式類型的研究。我發(fā)現資源環(huán)境制約了技術經濟的選擇，后者又對文化和制度的演化產生定向的影響。出國后，我才知道我在國內的獨立思考和西方文化人類學的思路更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