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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時代更需要發(fā)揚毛澤東的反官僚主義思想

為什么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反復強調要克服官僚主義？除了前文提到的吸取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外，還有以下兩個原因：首先，雖然毛澤東一生文韜武略，極具政治家風范，但他的事業(yè)歸根結底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而非如今天某些所謂的“實證”史學研究所扭曲的那樣。因此，毛澤東十分擔心社會主義政權會變質，廣大黨員干部會忘記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的精神和作風。其次，毛澤東十分熟悉中國歷史。他十分清楚，官僚主義問題在中國顯得尤為突出。自從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以來，歷朝歷代都通過大量的官吏來進行統治，形成了對官員身份與官場文化十分崇拜的積習，因此，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言，為了能讓大多數人民切實有翻身解放的感覺，就必須重視對官僚主義的批判，特別是警惕舊中國官場文化與官僚作風在新政權中滋生。

關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的貢獻，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fā)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45]因此，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新時代，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當務之急時，更需要繼承和發(fā)揚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剖析，有效應對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對此，需要注意以下三方面。

（一）要將反對官僚主義上升到社會主義事業(yè)成敗的高度

必須在黨的建設中重視官僚主義問題，時刻防止干部隊伍中滋生官僚主義。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的剖析，絕非只是從行政學的角度來分析，而是將其放在社會主義政權成敗得失的高度上進行的。對于干部政策，他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46]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國內外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面對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面對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黨上下必須牢記毛澤東對黨的性質、宗旨、路線問題的學說，不斷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完善民主集中制與黨內監(jiān)督，嚴肅處理各種因官僚主義而造成的違法犯罪行為，把克服官僚主義作為黨建工作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要清醒認識到，一旦官僚主義在黨內蔓延，干部因沾染官僚作風與特權思想而表現出各種低素質行為，不但會對國家經濟建設造成重大損失，而且還會嚴重損害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古人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這關乎社會主義政權的前途，關乎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過程中是否會出現阻力。

（二）要不斷發(fā)揚群眾路線

要發(fā)揚群眾路線的優(yōu)良傳統，在人民群眾的幫助與監(jiān)督下克服官僚主義。在毛澤東的黨建思想中，一直十分重視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進行群眾監(jiān)督。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經風雨，見世面；這個風雨，就是群眾斗爭的大風雨，這個世面，就是群眾斗爭的大世面”。[47]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黨，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里，正是由于有廣大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革命隊伍才能戰(zhàn)勝各種艱難險阻，實現全中國的解放?！耙揽空l，為了誰”是黨在制定方針、政策、路線時必須時時思考的關鍵問題。毛澤東時代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為了讓群眾監(jiān)督干部，防止各級黨委和政府出現官僚主義。當前，黨中央關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指示中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健全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yè)單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業(yè)職工參與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職工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維護職工合法權益”。[48]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時代的不少制度探索都值得人們借鑒。此外，在今天，隨著科技手段的不斷進步，人類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從黨建的角度而言，應該利用各種新的技術手段與信息平臺，發(fā)揮群眾監(jiān)督的效用，使地方與基層的干部能夠通過新的媒介與渠道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讓各項政策與措施能充分的把群眾的各種意見與建議考慮進來，使之更“接地氣”。同時虛心接受廣大愛國群眾的批評，這樣能暴露各種錯誤與偏差，不斷改進政府的工作方式與工作效率。只有時刻都和群眾保持緊密的互動，才能避免日常行政中出現官僚主義作風，贏得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形成良好的干群關系，全面提升黨的執(zhí)政能力。

（三）要堅決從思想上批判官僚主義

要堅決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與各種滋生官僚主義與特權思想的因素作斗爭。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問題，首先就是勞動者有沒有權利來克服各種敵對勢力和它們的影響的問題。像報紙刊物、廣播、電影這類東西，掌握在誰手里，由誰發(fā)議論，都是屬于權利的問題”。1962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強調：“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49]在他看來，一旦意識形態(tài)領域出現問題，那么就會影響到政權的性質與安定。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在今天“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依然復雜”。[50]在繼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出現了不少鼓吹古代士紳文化，以及替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學術論著與大眾普及讀物。中國傳統文化是要繼承和發(fā)揚，但一定要辨析哪些因素值得繼承和發(fā)揚。那種美化等級制、剝削制的文化產品很大程度上會帶來新的特權思想，官僚主義也會由此而生。黨和國家的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是勞動者的一份子，而不是像古代地主士紳那樣學而優(yōu)則仕當官做老爺的。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今天的中國需要進行國際學術交流，關注國際學術動態(tài)，但一些近代西方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卻借機涌向國內。它們強調等級制對“文明”的重要性，主張私有制，力圖為榨取不義之財的富豪階層涂脂抹粉，同時極力排斥國家為了保證社會平等而采取的政治舉措，把人民群眾的聲音說成是“民粹主義”。鼓吹這些學說的人，希望在國內制造新的社會等級，讓一小部分人享受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由”，卻有意忽視絕大多數人的幸福安康。如果不對這一思潮進行有力回擊，那么極有可能滋生帶有極強等級制特征的官僚作風，把實現特權思想視為“文明”，把非法的官商勾結美化為“突破體制束縛”，把克服官僚主義的舉措污蔑為“民粹”?？傊乐构倭胖髁x蔓延，不能忽視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甚至可以說，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哪一種學說或思潮占主流，這絕非僅僅是一個“純學術”的問題，而是關乎官僚主義能否被有效遏止，甚至關乎黨和國家的命運。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能全面的理解并繼承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于官僚主義的深刻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