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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權起源的國際政治邏輯

莫恩最終意欲回答的是，為何人權既無法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成為全球理想主義的焦點，也無法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反殖民主義斗爭或青年運動中同樣無法滲入其中成為核心，卻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成功實現(xiàn)了逆襲。在他看來，只能將人權置入這樣一種矛盾心態(tài)交織的時代環(huán)境中，才能對其進行理解：一方面對烏托邦理想充滿了不信任，一方面又渴望一座烏托邦。“人權能在當時從理想主義的土壤中如此顛覆性地突圍是因為，其他烏托邦幻想的破滅以及這些幻想向人權烏托邦的轉型為這一突圍提供了最強有力的機會”（第119頁）。無論立基于國家還是國際主義，“這些信仰體系原本承諾了一種自由的生活，但卻通向血腥的沼澤；又或者提出要將人們從帝國和資本中解放出來，卻又突然走向黑暗的悲劇而非光明的希望”（第8頁）。在這種情勢之下，一種圍繞個人權利的國際主義涌現(xiàn)，正是因為它被定義為一個意識形態(tài)背叛和政治崩塌時代下的完美替代品?？梢源_定的是，促發(fā)這場人權風暴的有許多催化劑。但梳理莫恩的論證思路，除了上述提到的殖民主義的正式結束和后殖民地國家的危機之外，兩大陣營各自發(fā)生的重大轉變以及大赦國際利用這種轉變而展開的超越官方政府機構（尤其是聯(lián)合國）的人權社會運動，無疑在其間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方面，伴隨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破滅，左派的轉型使得人權運動為一系列嚴酷的現(xiàn)實斗爭提供了嶄新的框架。在蘇聯(lián)陣營內部，“異議”現(xiàn)象真正浮出地表是在赫魯曉夫推行去斯大林化的政策之后，1956年的“秘密報告”激發(fā)了對那個政體排山倒海的批判。雖然反對蘇聯(lián)政體的人權運動方興未艾，但這絕不意味著人們已經放棄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幻想。一些老布爾什維克堅信這個政體只是走了條歪路，它必須回到最初堅持的軌道上去。蘇聯(lián)共產主義可行性的瓦解非但沒有導致革命熱情的死亡，反而點燃了那種去追求一個更好的、更純粹的共產主義的決心。在安德烈?薩哈羅夫（與索爾仁尼琴事后成為最著名的兩位異議者）看來，“布拉格之春”對于共產主義的民主化運動可能產生的積極作用，正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社會試驗。然而，蘇聯(lián)卻在1968年夏天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終止了這場由公眾領袖杜布切克所推動的共產主義改革?！斑@一令人震驚的事件為如何在一個毫不容忍異議的極權主義政權下尋找一種能超越業(yè)已僵化了的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劃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第134頁）。民主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破滅了，沒有人還會相信共產主義能夠改良。如果說以人權面目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凋零于1968年的東歐，那么當1973年9月智利總統(tǒng)阿連德遇刺時，社會主義在其他地方就算是遭受了致命的挫敗。1968年布拉格事件向世人證明了，在蘇聯(lián)的勢力范圍內，走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主義是不被允許的，而1973年的圣地亞哥事件又向他們證明了，在美國的勢力范圍內，走修正主義路線的社會主義同樣也是不被允許的。

布拉格之春

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主義式的人道主義希望在整個地區(qū)的分崩離析，轉而為人權這一完全不同的戰(zhàn)略騰出了新的意識形態(tài)空間，并使之不僅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的蘇聯(lián)，而且在之后的其他許多地方都成為了核心。那么，實現(xiàn)這種轉變的內在動因何在？在莫恩看來，一個最佳的解釋是，只有當政治轉型的更宏大設想遭遇失敗，并且在政治封閉期內，道德批評依然擁有暢通渠道之時，人們才會提出新的訴求。換句話說，人權之所以作為一種替代物而出現(xiàn)，是因為一個失敗的政治烏托邦只給道德留下了空間（第137頁）。左派的大多數(shù)人都意識到在空前壓迫的浪潮中，留給極端激進主義的空間在當?shù)卣粩辔s，所以他們尋找更為可取的新的方式以延續(xù)他們的政治參與，而通過對政治進行道德批判來實現(xiàn)某種純粹的事業(yè)便是他們選中的目標。鑒于幾乎無法在本國施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尋找“中間對話者”，因為這些對話者可向政府施壓，要求其放棄對本國左派人士的鎮(zhèn)壓。長期以來，以道德的烏托邦思想代替政治的烏托邦思想意味著人權的問世，因為這表明烏托邦思想的信徒決定放棄曾經賦予烏托邦魅力——尤其是那種訴諸天翻地覆的改革甚或是革命和暴力的烏托邦——的最高綱領，開始從對社會主義人權觀念——只有在革命化的社會經濟意義上才能實現(xiàn)人權——的認同轉向了對于普世權利概念的接受。

這個“中間對話者”便是一直致力于人權保護的大赦國際，大赦國際活動家們在全球范圍內的關注使得蘇聯(lián)和拉美的聲音能夠被聽到，從而造就一種“國內問題國際化”的擴散效應。較之于其他相互競爭的新的社會運動大多數(shù)在同一時期內幾乎都遭遇了自由落體式的衰敗，大赦國際在20世紀70年代卻經歷了一場大躍進式的發(fā)展。歸根到底，其成功得益于兩個特質：其一，它具備抽離于國際政治場的先天優(yōu)勢。與那些最早的人權團體不同，大赦國際并未將“世人想象中人權準則的唯一看護者”聯(lián)合國視為擁護人權的最主要場所，而一直都在孤軍奮戰(zhàn)，通過自身努力，廣泛推動了人權的公共意識。人權在20世紀70年代的爆發(fā)與聯(lián)合國被邊緣化形成了直接的關系。當時由于聯(lián)合國受挫，在二戰(zhàn)中的美國國際主義及其在戰(zhàn)后的殘留，同樣也沒有給人們提供任何可循的先例，而大赦國際組織的新的動員形式卻在這方面日趨貢獻良多（第127頁）。其二，它自身提供了一種作為替代的烏托邦理念?！八馕吨c20世紀60年代主流的政治激進主義的決裂：熱衷于革命、試圖以全面的意識形態(tài)和技術統(tǒng)治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滿懷對變革整套體系和消除兩極分化的崇高理想。相反，大赦國際的活動家們實行的是一種最低綱領，采取的是真正實用主義的手段——它們‘致力于讓這個世界變得稍微不那么邪惡’”（第145頁）。也就是說，被集體主義烏托邦的政治伎倆愚弄了許久之后，更有意義的任務是去拯救每一個活生生的人。大赦國際的吸引之處就在于此：它為人們留下了政治烏托邦的理想，并致力于那些規(guī)模較小并且更易實踐的道德行為。這并不是因為它相信這種力量能夠拯救人類，而是因為，沒有這種力量，這個世界將會變得更糟。當1968年后已經沒有其他道路可走之時，這種投身事業(yè)的最低綱領就是誘發(fā)條件及其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