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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前略有不同的是，“合作伙伴、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這個“三重論”的具體表述的確是歐盟委員會的“發(fā)明”，最先出現在歐盟2019年擬定的《對華戰(zhàn)略》文件中。但美國政府早在2017年就已拋出北京是“長期戰(zhàn)略競爭者”（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or）這個概念。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以貿促變”針對的是西方之外的政體，“外向性”特征很明顯，而“三重論”卻不僅針對中國，同時也是在防范不要被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不靠譜操作拖入可能殃及德國和歐盟利益的漩渦中。

拜登上臺后，國務卿布林肯于2022年5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fā)表演說時，提出了對華“三點論”，即：

1.投資——加大在本國的投資，包括基礎設施、供應鏈、教育科研等，以提高對華競爭力；

2.結盟——加強與歐洲、印太等地區(qū)的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以共同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zhàn)；

3.競爭——在經濟、科研等多個領域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維護歐洲及其盟友的利益和全球影響力。

顯然，特朗普和拜登的執(zhí)政風格截然不同：前者熱衷“單挑獨斗”，后者則喜歡糾集同伙“打群架”。

美國的政黨輪替讓德國朔爾茨政府看到了一線曙光，認為美國終于又回到北大西洋框架之內，所以對華盛頓亦步亦趨（特別在烏克蘭問題上），但在對華政策上，朔爾茨還沒有跟著拜登走太遠。

德方沒想到（或發(fā)自內心不希望）的是，才過四年，特朗普就載著滿滿的“民意”又殺了回來，而且民主黨中短期內翻盤的可能性不大。直到此時，德國和歐盟才認真考慮應該真正邁步走自己的路。

在中國問題上，德國歐盟和美國有著不同的利益。按理說，這是爭取戰(zhàn)略自主的理想領域，但是，默茨本質上是個“大西洋派”：他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擁躉，擔任過“大西洋橋”協會主席，并堅定支持北約。因此，他的政府能否擺脫對美的長期依賴，筆者并不樂觀。

德國和西方對華政策為何注定失敗

2023年夏，時任德國外長、綠黨籍的貝爾伯克照抄歐盟的對華“三重定義”。她在闡述德國政府的對華新戰(zhàn)略時，說了以下這段話：

“因為中國變了，所以德國的對華政策也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去那種自由主義的設想——即西方通過與威權國家進行貿易，不僅能促進共同繁榮，還能在這些國家推動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積極變革——如今似乎已經不合時宜了?！?

她這段總結性的話語充分反應了德國（西方）對華的以下認知和心態(tài)：

1.“以貿促變”的潛臺詞無非就是“我不僅要掙你的錢，還要試圖改變你的家規(guī)”。這是典型的西方“零和游戲”，自己必須全贏。

2.中國“變了”，意指中國“羽毛漸豐”，不聽招呼了，要踢開西方制定的國際秩序自立門戶，所以，德國（西方）必須制定新的策略，以制止這一發(fā)展趨勢。

3.承認“以貿促變”在中國這里已經失敗，不再合時宜。

2023年7月，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介紹德國政府的“中國戰(zhàn)略”。德媒

那么，德國和歐盟的對華“三重論”（合作伙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能達到預期效果嗎？

很難！因為該政策其實就是一種“死要面子”和“退而求次”的無奈選擇：既有求于對方，又要遏制對方。翻譯成大白話就是：

一，德國在不少領域已離不開中國，所以不得不合作。但具體到哪些領域時，最常被提及的是“氣候和環(huán)?！?，其實德國最依賴中國的是供應鏈、關鍵資源、產品市場以及雄厚資本等。德方避談這些，因為那樣很沒面子。

二，德國“以貿促變”的對華政策不僅失敗，而且已進入“反噬”階段：中國的產品、技術和資本不僅構成相當的競爭力，在某些領域甚至已超越德國和歐美。

三，德國和西方的“制度自信”和“制度優(yōu)越感”正在被“焦慮”和“不安”所取代，歐美的對華遏制幾乎無一不以“危及國家安全”為理由。這個理由可以說“半真半假”：“真”在于中國的挑戰(zhàn)實實在在，且不可小覷，“假”在于用夸大事實的手段來為自己“非民主、不道德和破法規(guī)”的操作找借口。

四，最關鍵的是，“中國模式”的成功，給許多國家和地區(qū)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新的選項，無形中遏制了西方在全球的影響力。

人們不僅要問，德國和西方的對華政策雖然一段時間內看似成功，但為何最終都流于失??？筆者歸納了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這類政策大多基于“宗主國”和“制度優(yōu)越”派生而來的傲慢與偏見。

西方認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是掌握話語權和制定規(guī)則的一方，是“精神燈塔”，發(fā)展方向和現代化楷模。中國只應充當西方理念和價值觀的學生、中低端產業(yè)鏈上的“加工廠”、廉價勞動力和重要能源的供應方以及西方產品的傾銷市場。

其次，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國情認知膚淺，過于主觀。

以中國執(zhí)政黨為例：中共自誕生之日起，長期處于被敵人和對手“圍剿孤立”的惡劣環(huán)境中，譬如大革命時期的“白色恐怖”、長征途中的圍追堵截、抗美援朝的“立命之戰(zhàn)”、蘇東集團的孤立排擠、改開時期的武器禁運等。但中共每一次都能在汲取經驗教訓后重新站立起來，認識并壯大自己，最終引領國家走向繁榮。

西方如果足夠了解這點，就應該知道，任何對中國的封鎖、限制、抵制、制裁，不僅不能壓垮中國，反而能倒逼中國用自己的方式結成正果。

再以援朝和援越戰(zhàn)爭為例：美國在這兩場戰(zhàn)爭中與中國直接較量，結果是一場打平，一場打敗。這種戰(zhàn)績對華盛頓而言應該說是很丟臉的。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在盟友的支持下，都沒能打垮當時國力尚弱的中國，那么，面對今日之中國，西方諸國又哪來的自信，覺得靠派幾艘軍艦去臺海和南海就能起到威懾作用呢？

最后，西方國家政黨輪替，智庫林立，媒體泛濫，但意識形態(tài)痕跡過重。這容易導致戰(zhàn)略誤判、自我消耗，政策短視。

以德國對美國和中國的政策為例：德國減少使用華為技術，是擔心該公司有可能向中國政府提供數據；從技術層面說，美國的科技公司更有這種可能，美國的情報機構對德國政要和各行各業(yè)的監(jiān)聽監(jiān)控更嚴重，但就因為一個是與自己體制不同的中國，一個是價值觀盟友的美國，德國對華為就采取了抵制和排斥的立場，而對谷歌、臉書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就網開一面。

新冠疫情期間，口罩也成了“戰(zhàn)略物資”。德國政府發(fā)現這個“緊俏”產品幾乎被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壟斷了，認為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于是鼓勵和資助本國企業(yè)生產口罩，完全拋開市場規(guī)律，結果不了了之。媒體還以此興風作浪，“中國威脅論”再次喧囂塵上。

這種以意識形態(tài)來區(qū)分敵友的方式就是“冷戰(zhàn)思維”，它既不符合國家利益，還可能阻礙自身的發(fā)展和進步，更不能造福于自己的國民。那么，以這種思維方式制定出來的政策方針，又怎么可能成功？

結語

當然，即便在“以貿促變”的年代里，德國政府雖然時不時要打“人權牌”，但最終又不得不執(zhí)行某種“意識形態(tài)模糊”的務實外交。無論是施密特、科爾、施羅德還是默克爾，幾乎無一例外。

德國總理默克爾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中山公園玩中國空竹。CFP

“以價值觀和規(guī)則為主導”的對華外交，似乎始于上屆“交通燈”政府。這是綠黨主持德國外交政策的緣故嗎？

如果是，那么施羅德總理執(zhí)政時，當時的外長費舍爾（Joschka Fischer）也屬綠黨，而且他也的確嘗試走意識形態(tài)這條路，那為何最終并未影響德國務實的對華政策呢？

歸根結底，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國際大局出現了變化，具體說就是中國變強后，美國開始視中國為戰(zhàn)略對手，作為盟友的德國必須跟進；第二，根據以往的經驗，德國政府總理如果弱，外交部就會“自說自話”。譬如，費舍爾最終未成氣候，因為施羅德比較強勢；而貝爾伯克之所以對華指手畫腳，是因為總理朔爾茨個性偏弱。

如今，默茨上臺，外交部掌握在本黨手中，政令應該非常統(tǒng)一。所以，未來德國的對華政策如何，完全取決于默茨本人的戰(zhàn)略判斷和利益取舍。

還有，德國和歐盟的“三重論”對華政策看似繁瑣沉重，其實歸根結底就是四個字：伙伴+對手。至于在“對手”這個概念之前是加“貿易”、“競爭”還是“制度性”，并不是決定性的，因為對手就是對手。

從某種意義上說，稱中國為“對手”，其實也是對中國實力的一種承認。

德國和西方若認為中國是“貿易對手”、“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說明中國人會做生意，產品具有競爭力，技術創(chuàng)新不輸歐美，制度優(yōu)勢明顯。

越南和中國的體制很近似，德國和西方在視其為減少對華依賴的“替代國”時，為何不認為它是“制度性對手”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它還不夠強，還成不了“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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