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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布斯鮑姆，《史學(xué)家：歷史神話的終結(jié)者》，馬俊亞、郭英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頁252-254。

[2] 參見凱利，《多面的歷史：從希羅多德到赫爾德的歷史探詢》（1999），陳恒、宋立宏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3，頁325-346（以下簡稱“凱利”，隨文注頁碼）。

[3] 博丹，《易于認(rèn)識歷史的方法》，朱琦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以下簡稱《方法》，隨文注頁碼）。

[4] 比如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陳新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布羅代爾，《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

[5] 布羅，《歷史的歷史：從遠(yuǎn)古到20世紀(jì)的歷史書寫》，黃煜文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頁303。

[6] 布賴薩赫，《西方史學(xué)史：古代、中世紀(jì)和近代》，黃艷紅、徐翀、吳延民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9，頁236-237（以下簡稱“布賴薩赫”，隨文注頁碼）。

[7] 沃爾澤，《清教徒的革命：關(guān)于激進(jìn)政治起源的一項研究》，王東興、張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6，頁vi（以下簡稱“沃爾澤”，隨文注頁碼）。

[8] 麥格拉思，《加爾文傳：現(xiàn)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甘霖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9，頁197（以下簡稱“麥格拉思”，隨文注頁碼）。

[9] 馬萊特，《加爾文》，林學(xué)儀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頁76。

[10]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四：文藝復(fù)興與宗教改革》，孔新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9，頁348（以下簡稱“沃格林/卷四”，隨文注頁碼）。

[11] 沃格林，《政治觀念史稿·卷五：宗教與現(xiàn)代性的興起》，霍偉岸譯、賀晴川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9，頁220（以下簡稱“沃格林/卷五”，隨文注頁碼）。

[12] 博丹，《主權(quán)論》，富蘭克林編，李衛(wèi)海、錢俊文譯，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

[13] 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上下冊），徐慶譽(yù)、謝秉德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三冊），錢曜誠等譯，孫毅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0/2011/2012/2013。

[14] 比較凱波爾，《加爾文主義講座》，見凡赫爾斯瑪，《加爾文傳》，王兆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4，頁203-369。

[15] 《普遍法的劃分》與《方法》的關(guān)聯(lián)，參見麥克雷，《博丹思想中的拉米斯傾向》，見婁林主編，《博丹論主權(quán)》（“經(jīng)典與解釋”輯刊第44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6，頁99-100。

[16] 瓊斯，《劍橋插圖法國史》，楊保筠、劉雪紅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135（以下簡稱“瓊斯”，隨文注頁碼）。

[17] 參見邦尼，《博丹與法國君主制的發(fā)展》，見婁林主編，《博丹論主權(quán)》，前揭，頁31-54。

[18] 參見威爾遜，《王權(quán)君主制：<國是六書>中的“絕對”主權(quán)》，見婁林主編，《博丹論主權(quán)》，前揭，頁17。

[19] 施米特，《從囹圄獲救》，朱雁冰譯，見施米特，《合法性與正當(dāng)性》，劉小楓編，馮克利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頁232。

[20] 強(qiáng)調(diào)這一點的恰恰是劍橋?qū)W派及其先驅(qū)巴隆，他們因此而值得學(xué)界感謝。參見漢考克，《加爾文與現(xiàn)代政治的基礎(chǔ)》，何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頁15注1。

[21] 轉(zhuǎn)引自阿米蒂奇，《內(nèi)戰(zhàn)：觀念中的歷史》，鄔娟、伍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頁61。

[22] 沃格林，（《新政治科學(xué)》，段保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8，頁145-146（以下隨文注頁碼）。

[23] 斯通，《英國革命之起因》，舒麗萍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8，頁81。

[24] Michael R. Watts，The Dissenters，Volume I: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78；Michael R. Watts，The Dissenters: Volume II: The Expansion of Evangelical Nonconformit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5.

[25] 參見埃普利，《胡克論至高王權(quán)》，見姚嘯宇編，《胡克與英國保守主義》，姚嘯宇、劉亦凡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即出）。

[26] 參見伍德，《美國革命的激進(jìn)主義》，傅國英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1。

[27] 狄金森，《十八世紀(jì)英國的大眾政治》，陳曉律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頁184-210（以下簡稱“狄金森”，隨文注頁碼）。

[28] 沃林，《政治與構(gòu)想：西方思想的延續(xù)和創(chuàng)新》，辛亨復(f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92，比較頁199-200（以下簡稱“沃林”，隨文注頁碼）。

[29] 徐棄郁，《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7。

[30] 轉(zhuǎn)引自篠田英朗，《重新審視主權(quán)：從古典理論到全球時代》，戚淵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4，頁41。

[31] 參見馬歇爾主編，《劍橋插圖大英帝國史》，樊新志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頁13-45。

[32] 頗為典型的加爾文主義自由國際的宣傳品（沒有絲毫學(xué)術(shù)含量），除前文提到的凱波爾講座中譯本外，亦參凱利，《自由的崛起：16-18世紀(jì)加爾文主義和五個政府的形成》，王怡、李玉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33] 詳參狄金森，《英國激進(jìn)主義與法國大革命：1789-1815》，辛旭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頁1-37。

[34] 比較霍夫曼，《主權(quán)》，陸彬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