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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時在臺北任監(jiān)察委員，蔣必悉此函內(nèi)容，故蔣乃發(fā)動李在臺舊部，如白崇禧等人，屢電促李返臺。李以病體未愈不能長途旅行為由婉拒，然堅持復(fù)職必采合法途徑，“方免違憲之咎”。其實，李病體已經(jīng)復(fù)元，誠如其回憶錄所說，如其貿(mào)然回臺，必將任由蔣擺布，逼他勸進；蔣氏一旦復(fù)正大位，李雖欲求張學(xué)良之處境而不可得。蔣知李不可能被利用，遂于3月1日不顧違不違憲，在臺復(fù)職。陶涵有所不知，蔣復(fù)職之后，杜魯門仍以總統(tǒng)之禮接待李宗仁，以表示蔣復(fù)職之不合法也。

排除異己

陶涵根據(jù)美國領(lǐng)事館的情報，說蔣曾考慮將部分運臺黃金轉(zhuǎn)運到菲律賓，以防萬一（頁415），卻不明白指出蔣所謂與臺灣共存亡云云之不實在。不過，當時共軍準備攻臺，美國明言不會出兵相挺，還有聯(lián)合國托管臺灣之說，確實是危急存亡之秋。陶涵并不諱言，蔣氏父子在臺灣重構(gòu)其黨政軍機器，為了內(nèi)部的安全，不惜殺雞儆猴，以致有萬人受審，數(shù)千人遭處決，所有高級將領(lǐng)都受到監(jiān)視（頁412）。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美國希望有人能取蔣而代之，魯斯克（Dean Rusk）曾一度想驅(qū)蔣之后，將臺灣置于麥帥控制之下，也曾要住在紐約的胡適來取代蔣，但為胡所拒。孫立人美國軍校畢業(yè)以及在印緬作戰(zhàn)的功勛，當然也是被看中的對象，但孫并無意愿，于面見麥帥時直言效忠蔣（頁404）。陶涵所謂美國中央情報局臺北站于1950年3月，向上級報告說，孫將軍準備政變，以及一個月后美國在臺軍事武官報告有一高級官員，可能就是孫，對他說臺灣在蔣統(tǒng)治下無望（頁433）。

這些都是美方一廂情愿的說法，美國學(xué)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其《朝鮮戰(zhàn)爭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一書中，引美國國務(wù)院文件透露，遲至1950年6月19日，美方尚欲派遣最可信賴的密使告訴孫立人，若愿政變，美國將提供必要援助云云（Cumings：頁508），若先前情報屬實，又何必再問孫愿不愿意？陶涵也提到，美國國務(wù)院1950年5月3日收到極機密的文件說，孫將軍“秘密告知”美國人，他正在準備政變。魯斯克于同年6月初又收到聲稱是孫友人送來政變密函，魯將密函燒掉而后報告國務(wù)卿艾奇遜云云。

陶涵警覺到魯斯克可能沒有想到的一種可能性：“密函根本是偽造的，以便盡快落實孫政變之罪?！保═he letter was a forgery intended to justify Sun's early arrest for plotting a coup.）（頁433-434）直到1955年時機成熟后，果然就羅織孫氏部屬為匪諜而后整肅孫。陶涵提到，當孫被捕后，美國海軍上將雷德福感到“驚駭”（appalled），連最支持蔣的美國保守派議員也告知蔣，孫立人是國軍中最優(yōu)秀的將領(lǐng)，他不可能包庇共產(chǎn)黨。

蔣在美國人的壓力下不敢下毒手，不得已只好將孫軟禁。陶涵接著說，當美國“駐華大使”藍欽（Karl Rankin）到臺中看望孫將軍時，看到孫將軍很“享用他的玫瑰花園”（頁484），又不免將孫之冤情淡化了。陶涵不知當時臺中有名的“將軍花”是貼補家用的，孫除了在物質(zhì)生活上并不寬裕外，冤情更使他午夜醒來，搥胸悲鳴！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第七艦隊進駐海峽，蔣立足臺灣才趨穩(wěn)定，美國為了冷戰(zhàn)之需又轉(zhuǎn)而支持蔣介石。孫立人與吳國楨都成為蔣氏父子所要排除的異己，目的主要是為兒子接班鋪路。蔣在日記里用惡毒的話罵孫立人、罵吳國楨，最后這兩人都被整肅，并不令人奇怪。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早于1950年元月，蔣就在日記里痛罵陳誠，說陳公開批評蔣，責備蔣干預(yù)他辦事等等（頁424），蔣又說陳“傲慢”（頁426），當任命陳為行政院長時又說陳“失去革命軍人的品格”（頁429）；同年9月蔣、陳又在會議上對峙，陳罵蔣獨裁，蔣罵陳瘋狂，而蔣又不準陳辭職云云（頁445）。

蔣在日記里如此不堪地罵陳誠，實在令人費解，陳誠不是蔣之心腹嗎？安敢如此？事實上，陳誠從省主席到行政院長到副總統(tǒng)到死，并未如孫、吳被整肅，不免令人起疑，日記所載或許也是伏筆，為日后整肅陳誠留下線索。只是陳誠死得早，沒擋經(jīng)國接班之路，也就沒有下文了。然而陶涵的解釋居然是，蔣罵陳而又用陳，是運用孫子兵法來對付一個得到民眾愛戴的政治人物（頁463），真有點教人莫測高深了。

美國的“協(xié)防”臺灣

朝鮮戰(zhàn)爭幫了蔣氏大忙，美國為圍堵共產(chǎn)勢力之擴張，又視蔣為盟友。陶涵指出艾森豪威爾在競選中，喊出廢除雅爾塔密約、擊退鐵幕、結(jié)束朝鮮戰(zhàn)爭以及“放縱蔣去對付紅色中國”（“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號。所以艾森豪威爾當選后，蔣立刻向來訪的美國海軍部長提出反攻大陸計劃，但是美國人檢視之后，覺得“完全不切實際”（totally impractical）。當美國副總統(tǒng)尼克松（Richard Nixon）于1953年訪問臺灣時，更向蔣直言反攻大陸毫無成功的機會，陶涵說這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最直接了當?shù)木芙^。

于此可見，艾森豪威爾于當選前要“放縱”蔣，當選后又要“拴住蔣”（chain him up again），因而蔣對美國新政府的熱望未能持久（頁457，458，469）。但陶涵認為蔣并不因此感到煩惱，只要美國人不公開揭穿就好（頁468），這等于說不揭穿騙局就好。不過，蔣畢竟獲得《中美協(xié)防條約》與大量美援的補償。陶涵透露，由于美蔣軍事同盟，到1957年為止，約有一萬個美國人住在臺灣，包括情報員、軍人、官員與家屬，幾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頁490，521）。

陶涵指出，美國協(xié)防臺灣有條約依據(jù)，但是并無防衛(wèi)外島金、馬的承諾；然而蔣介石不僅堅拒自外島撤退，而且在小島駐上十萬大軍，不僅可作為反攻大陸的跳板，而且可在東南沿海挑釁，以激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矛盾，甚至戰(zhàn)爭。當金門炮戰(zhàn)于1958年發(fā)生后，有些美國官員揚言要在金門使用原子彈。事實上，美國已將八英寸可以發(fā)射原子武器的大炮，運往金門。

是年5月宋美齡訪美，在美國全國性的“會見媒體”（Meet the Press）節(jié)目中公開說：“大陸同胞正在問，臺灣為什么還沒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共政權(quán)”（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她顯然認為大陸同胞很愿意與中共偕亡，而陶涵對此全無評論（頁494）。

另外還有一則仍然沒有解密的美國情報說，蔣有意于1958年9月將美國卷入與中共打核子戰(zhàn)，可是陶涵接著說，據(jù)他所知，蔣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戰(zhàn)（頁496），未免太不了解蔣宋想要收復(fù)大陸的渴望了。

其實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鷹派國務(wù)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曾出其不意地直接問蔣，是否要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中共，蔣想了一會建議說，可用技術(shù)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著說，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毀共軍所有的大炮，但原輻射可殺傷包括金門人在內(nèi)的兩千萬中國人，更何況若蘇聯(lián)卷入戰(zhàn)爭，臺灣也可能被原子彈炸光光。蔣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問題，只說如果原子彈會引發(fā)世界大戰(zhàn)，他并不贊成用（頁500）。

可惜陶涵未能理解到，杜勒斯顯然要蔣撤守金馬，以避免可怕的核子戰(zhàn)爭，故用言語來測試蔣，蔣之反應(yīng)情見乎詞而陶涵未能深入分析，自無法理解蔣氏想乘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來收復(fù)大陸的隱衷。陶涵提到，蔣經(jīng)國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議與肯尼迪政府共同摧毀中共飛彈與原子設(shè)施，所謂“將那嬰兒絞死在搖籃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頁518-519），后因美國覺得茲事體大而婉拒。宋美齡于1965年8月又到美國，要求魯斯克國務(wù)卿提供她丈夫摧毀中共核子設(shè)施之能力，但她并未成功（頁527）。

此時蔣自己正在積極制造原子彈，后來秘密為美國偵知而遭廢止。于此可見蔣對原子彈是望之彌堅的，直到中共試爆氫彈成功，他的核子夢才醒過來。其實，陶涵明白艾森豪威爾只是作核子恫嚇，不可能真的動用原子武器。當法軍被圍困于越南的奠邊府時，唯有用原子彈可以解圍，當時連副總統(tǒng)尼克松都躍躍欲試，卻被艾森豪威爾喝止（頁471）。原子彈確實是紙老虎，但紙老虎有很大的威嚇力。美國不斷在口頭上作核子威嚇，使得中共即使勒緊褲帶，也要核子了。

美方顯然欲以金馬換取臺灣與大陸的分離，因而毛澤東情愿不取金馬，蔣因得以保住金馬外島，然而陶涵卻認為蔣挺得住杜勒斯要求撤離金馬的壓力，又一次證明蔣具有行其所是的能力（頁501-502），完全忽略了客觀情勢。陶涵雖認知到艾森豪威爾與之前的杜魯門都在尋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政策，并不想幫助蔣反攻大陸，惹火上身，也不愿毛取得臺灣，但未明確指出此一政策終于無成。到后蔣時代再有人想要追求幾十年來美國可望而不可即的政策，不僅為時已晚，而且更不切實際。

陶涵提到一些令人矚目的事，很可以說明蔣介石的性格，但因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而無結(jié)果。例如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蔣曾請愿提供三師兵力赴韓助戰(zhàn)，但為杜魯門所拒，不過麥帥仍不斷要求蔣出兵。當美國CBS電臺于1950年12月8日采訪蔣，并以此事相問，蔣居然未重申前請，卻改變主意要聯(lián)軍的?？哲妳f(xié)助他進兵中國大陸以牽制在朝鮮的共軍，而他做此要求時明知美國不會同意，而自己也沒有準備好（頁447）。

但陶涵未能進而分析這種缺乏誠意、得寸進尺、漫天喊價的表現(xiàn)說明了什么。又如美國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tǒng)于1961年要蔣氏承認“外蒙”，又要給“臺獨”分子廖文毅入境簽證，于是蔣一方面經(jīng)由美國大使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轉(zhuǎn)告白宮說，美國與“中華民國”簡直就是主奴關(guān)系，如果繼續(xù)如此，將有嚴重后果；如果美國讓廖入境，更是對蔣以及蔣政權(quán)的陰謀。另一方面經(jīng)由CIA臺北局主任克萊恩（Ray Cline）傳達他對美政策之不滿，或?qū)⒉扇∽詺⑿缘顷懘箨懙募ち倚袆印?

肯尼迪怕與蔣“同歸于盡”（pull the house down on himself and on us），又有鑒于古巴導(dǎo)彈危機后余悸猶在，遂致函蔣無限期推遲廖入境與“外蒙”入會問題（頁512）。這是蔣以玉石俱焚來要挾美國得逞的例子，但陶涵對此手段未加應(yīng)有的說明。再如當大陸三年自然災(zāi)害發(fā)生后，蔣又聲言無論美國同意不同意，他都要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并告知美國人，如果美國要阻擋，臺灣可能爆發(fā)反美暴動。當美國國務(wù)院遠東事務(wù)助卿哈里曼（Averil Harriman）于1962年3月14日訪問臺北時，蔣又說他若不反攻，將要失控，但是哈里曼揭穿蔣在“虛張聲勢”（bluff），臺灣局面不會失控。

陶涵說，美國人到最后才理解，蔣之所謂“反攻大陸”只是一種表演、一種語言、一種心理與政治，以及內(nèi)部士氣之所需“（頁515），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戰(zhàn)，但他對這種自欺欺人的行為又無解析。陶涵如果能把蔣介石對付美國人的這些手法連同他如何對付陳潔如、汪精衛(wèi)、張學(xué)良、李宗仁、葉公超等人合而觀之，也許更能洞悉蔣介石前后相當一致的性格。一個人的性格自小養(yǎng)成，成長后仍會由不同方式表現(xiàn)，如果能夠詳細論證，才能將一個人的人格分析得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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