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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之下，日本學者對唐太宗的認識則要在東亞文化圈形成與日本律令體制建立的框架內展開。

唐朝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推動了文化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其政治法律、國家制度和文化藝術對周邊國家發(fā)生極其深刻的影響。唐太宗功不可沒，日本遣唐使的第一次來華，即在貞觀四年。

以法律為例，日本學者仁井田升說：“七世紀的唐律比十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的卡羅林納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也可以同十七世紀德意志法典相媲美。”日本大化革新后，編定近江令、大寶律令，篇目大同于貞觀令。桑原提到：“自余良朝至平安朝，吾國王朝時代之法律，無論形式上與精神上皆根據唐律。”

而關于唐太宗在日人心中的歷史記憶，谷川道雄先生的《唐太宗》一書則代表了一種聲音。谷川對于李世民“智而不奸”的性情給予了濃厚的贊許筆墨。而在玄武門之變一節(jié)結束時，他認為真正的唐帝國時代，從現(xiàn)在開始了。尤其在李世民完成武功，成為“天可汗”之后。

谷川道雄跳出常規(guī)的李世民魏征君臣相得的視角，重點分析了“天子無私”的概念，又與其豪族共同體理論與日本學界對中世貴族“道義”的追尋相關聯(lián)。

“另辟蹊徑”的是氣賀澤保規(guī)在講談社所出中國史之唐朝《絢爛的世界帝國》一書對唐太宗的討論，雖然他同樣將唐帝國納入整個東亞史的研究范疇，但卻對李世民和他所開創(chuàng)的盛世提出了質疑的聲音，他認為這是《貞觀政要》出于維系太宗明君政治形象的一種書寫，懷疑太宗篡改了《起居注》以維護其圣君的歷史地位。

他甚至認為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學問和文學素養(yǎng)等方面，唐太宗并不強于楊廣，并通過比對發(fā)現(xiàn)太宗時期的人口和經濟并不強于隋煬帝時期。此觀點之提出也打破了人們的固有認知：

太宗命令房玄齡等人編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貞觀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刪除了隋開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瑣部分，一個成為后世模范的體制就此誕生?？墒窃趧谏褓M思精心制定的這一制度中，其實有相當的部分與隋煬帝時代的東西相重合。

唐代府兵制的發(fā)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稱之為“驃騎府”的軍府制度，到貞觀十年，即貞觀律令發(fā)布的前一年，以“折沖府”作為軍府而定型。名稱雖然不一樣，唐的這個“折沖府”實際上完全是隋煬帝確立的“鷹揚府”制度的翻版。

等貞觀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沒有人能夠制止唐太宗的行動了。其結果，在圍繞繼承人問題以及出兵高句麗的問題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靜的判斷，成為他晚年的一個污點。

這樣一來， 剛剛開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統(tǒng)治時期于貞觀二十三年（649） 宣告終結。這時的唐朝在經濟力量方面還很弱，與隋代的最盛時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當時在政治領域里也還存在著很多懸而未決的課題。因此我以為，后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貞觀之治”的形象，與當時的現(xiàn)實未必一致。

這也算是一種不同的史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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