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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有些法規(guī)說白了是在將社會責任轉嫁到企業(yè)身上。

比方說雇傭30個婦女就要提供托兒所，聽起來有點像我們過去的大型國企工廠的做法。但建托兒所難道不應該是社會保障的一部分嗎？跟勞工法有什么關系呢？

禁止婦女上夜班的規(guī)定說是為了保障婦女的人身安全，但保障人身安全不是政府的義務嗎？

還有《產(chǎn)假法》看起來好像保障了婦女的權益，實則加劇了用工性別歧視——只要過去一年里你給我干過80天的活兒，就得管你產(chǎn)假？試問哪個企業(yè)主會愿意呢？

我之前在北印度幾乎見不到有女人在除國有單位之外的地方工作，一直以為是社會觀念問題，后來才知道勞工法也要為這種現(xiàn)象負責——由于對婦女的過度保護，在印度雇傭女性職員的成本遠高于男性。

如此繁瑣嚴苛的勞工法，自然讓很多海外投資者望而卻步。莫迪政府為了改善營商環(huán)境，2019年對勞工法進行了改革，將原來的44部勞工法合并成了4部，廢除了其中的12部，鼓勵企業(yè)多雇傭員工，比方說把《雇傭法》的適用范圍提高到了300人以上，還簡化了許多營商流程，這對于印度而言是個非常巨大的進步。

與此同時，莫迪還大力推進了印度國企的私有化。印度國企仗著有政府財政支持，具有過度壟斷、效率低下、虧損嚴重、壓制私企等問題，然而由于利益牽扯，之前的整頓都不痛不癢，莫迪這次動了真格。

然而，無論是勞工法還是國企私有化改革，都遭到了工會的強烈反對，組織了好幾次大罷工。一方面印度的法律保證低種姓等弱勢群體擁有一定的國企就業(yè)比例，也就是說印度國企在某種意義上屬于“福利工廠”，專門照顧那些老弱病殘，所以我前面說看到的都是國企在雇傭婦女；另一方面在印度一旦進了國企，那就是一輩子的鐵飯碗，企業(yè)很難解雇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開啟混吃等死養(yǎng)老生活，而且國企的養(yǎng)老金、社保都是私企所無法比擬的。

那些抗議的人指責莫迪搞國企私有化，會嚴重影響就業(yè)穩(wěn)定。然而“就業(yè)穩(wěn)定”這玩意兒，說白了就是“競爭機制”的反面——莫迪這邊想要引入競爭機制優(yōu)勝劣汰，工會那邊卻說你這是“反工人階級、反人民、反民族”。這個性質就跟農業(yè)法改革引起“農民起義”是一樣的，所以大家看，在印度要做點有遠見的改革決策有多難。

勞工法改革之所以難，難就難在有工會梗在那里。

我們國內的同志一說起工會，那就是個為員工謀福利的部門嘛，平時組織公司演出旅游，逢年過節(jié)發(fā)點月餅糧油，在工會的照料下，大家其樂融融。國外的工會也是為雇員謀福利的，但人家可不是發(fā)月餅搞旅游，管得比我們的工會要寬得多。許多國外工會都自帶政治背景，在多黨制國家常常被反對黨當槍使，比如讓他們鬧個事兒啥的，以顯得執(zhí)政黨暴虐無能。

《美國工廠》（American Factory）那個紀錄片里，福耀玻璃的老總曹德旺在美國開廠，打一開始他就把話擱那兒——有工廠沒工會，有工會沒工廠。要是成立工會，他就直接關廠，大家索性樹倒猢猻散。曹總對工會干嘛這么決絕呢？因為工會一來，就有各種各樣的用工限制，生產(chǎn)效率變低，成本上升，產(chǎn)品沒有了競爭力，想賣掉還得自己貼錢，會讓企業(yè)處于一種長期失血狀態(tài)，倒還不如早點關廠。

視頻截圖

我們很容易產(chǎn)生一種錯覺，覺得員工福利和資本家利潤之間是零和博弈，其實并不是。有時候給了員工更好的福利作為激勵，他們能夠有更大的產(chǎn)出，這種是雙贏；也有時候員工的福利會直接導致企業(yè)失去競爭力，最后在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老板和員工都回家喝西北風，這種就是雙輸。

究竟雙贏還是雙輸?shù)每雌髽I(yè)的具體情況，這里面有個平衡要掌握。作為個人，你會覺得多發(fā)你一千塊，你少加兩個小時班，對公司不會有啥影響；但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疊加起來的影響就非常大了。可以肯定的是，玩倒閉的公司肯定比掙到錢的公司要多得多，如今這個信息高度透明的時代，資本家躺著掙錢的時代早就過了，大家都是踩著別人的尸骨往上爬的。

中國式工會某些功能的缺失當然會有許多問題，過去時常聽到的拖欠農民工的薪水、不堪血汗工廠壓榨自殺之類的事情，以及最近非常有爭議的“996是福報”等話題，我們聽到這些事情自然會很憤怒，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中國這幾年在整個世界經(jīng)濟中的具有競爭力的地位，很大程度要“歸功”于這些做法。在這種壓榨勞動力的殘酷競爭下，使得中國的企業(yè)和投資環(huán)境都在國際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的建設和生產(chǎn)效率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國家都不可能實現(xiàn)。

再來看印度，印度工會的政治影響力特別大，不僅對雇主，甚至對政府都具有很強的威懾力。因為印度是個普選制國家，普選在低素質人口比較多的國家基本上都會玩成民粹主義，在改革的時候注重的不是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目標和國家利益，而是中下層選民的訴求。當這兩者無法協(xié)調的時候，工會就成了反對黨手里的槍，以“人民的名義”反對改革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