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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版。

[2]毛澤東執(zhí)政共計27年，三線建設(shè)從1964年開始延續(xù)至1980年，雖然毛澤東于1976年去世，三線建設(shè)仍然占據(jù)毛澤東擔(dān)任中國主要領(lǐng)導(dǎo)人時期的12年，或者占據(jù)了毛澤東擔(dān)任中國主要領(lǐng)導(dǎo)人時期的44%。

[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Vol. 115 (1988)， pp. 351—86;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182.

[4]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Quarterly， Vol. 122 (1990)， pp. 230-257;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5-159;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筆者的研究認(rèn)為，盡管三線鐵路建設(shè)存在巨大浪費(fèi)，然而它卻不是沒有意義的。雖然三線鐵路存在諸多問題，但是它顯著地促進(jìn)了西部地區(qū)的工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Covell Meyskens， “Mao’s Backwater War Machine： The Cold War， Industrial Modern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hird Front， 1964—199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6]中共攀枝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攀枝花開發(fā)建設(shè)史文獻(xiàn)資料選編》，2000年，第1—2、6—7頁。

[7]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8]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7.

[9]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1-36;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85-190.

[10]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鐵道兵善后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簡史》，1986年，第138—171、197—198頁。

[11]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rtin K.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12]杰米·蒙森(Jamie Monson)發(fā)現(xiàn)在由中國鐵路工人建設(shè)的坦桑尼亞-贊比亞鐵路中也存在著類似的現(xiàn)象。參見Jamie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4]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4.

[15]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6]李際祥等(主編)：《當(dāng)代中國的鐵道事業(y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

[17]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71頁。

[18]表1中的陽安鐵路，雖然并沒有跨省，但其同“襄渝鐵路”聯(lián)結(jié)后就實(shí)現(xiàn)了“陜川鄂”的鐵路互聯(lián)，青藏鐵路未建成;實(shí)際上，當(dāng)時還開建了西北三線地區(qū)西安至山西侯馬的“侯西鐵路”，陜西段建成了，侯馬段只建成一部分。——譯者注

[19]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71頁;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2005)，pp. 840-877。早在“大躍進(jìn)”中，中國共產(chǎn)黨就開始建設(shè)成昆線(成都至昆明)、川黔線(四川至貴州[重慶至貴陽——譯者注])、貴昆線(貴陽至昆明)、襄渝線(襄樊至重慶)。

[20]中共攀枝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攀枝花開發(fā)建設(shè)史文獻(xiàn)資料選編》，第6—7頁。

[21]《國家計委關(guān)于同意北京地下鐵道全線開始施工的函》，第一鐵道領(lǐng)導(dǎo)小組的通知、會議紀(jì)要、簡報等文件(1965年)，北京市檔案館藏，002-017-00198?！氨本┲亮蓁F路”實(shí)為“京原線—太焦線—焦枝線—枝柳線”的統(tǒng)稱，并非由京廣線至柳州?！g者注

[22]張國寶：《蘇聯(lián)援建、三線建設(shè)及大規(guī)模技術(shù)引進(jìn)》，載《中國經(jīng)濟(jì)周刊》2014年第27期。該文論及“為了減少戰(zhàn)爭損失，中國共產(chǎn)黨內(nèi)遷了380個工業(yè)項(xiàng)目，超過了國民黨在二戰(zhàn)時期的內(nèi)遷規(guī)模”。三線建設(shè)內(nèi)遷項(xiàng)目中，僅中央實(shí)施的項(xiàng)目就達(dá)520個?！g者注

[23]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72—275頁。這些是川黔線、貴昆線、成昆線。

[24]另外兩條鐵路是湘黔線和襄渝線。

[25]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14—126、152—161、174—181、251—254頁。

[26]張學(xué)亮(編)：《劈山造路：湘黔鐵路設(shè)計施工與建成通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10年版，第11—12頁。

[27]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72—275頁;張學(xué)亮(編)：《西南干線：襄渝鐵路設(shè)計施工與建成通車》，長春：吉林出版集團(tuán)有限責(zé)任公司2010年版，第1、14頁。

[28]中共攀枝花市委黨史研究室(編)：《攀枝花開發(fā)建設(shè)史文獻(xiàn)資料選編》，第504—505頁;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55—257、259—261、265—269、270—279、292—294、297—298、300—302、305—301、308—311、313—315、323—326、328—329頁。中國的油氣礦藏主要位于四川、貴州、陜西、河南、山西、甘肅和湖北。中國共產(chǎn)黨在新建的鐵路線附近建設(shè)了一系列三線項(xiàng)目，如攀枝花鋼鐵廠、水城鋼鐵廠和東風(fēng)汽車廠。

[29]鐵道兵善后工作領(lǐng)導(dǎo)小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簡史》，第49—104頁;顧修、李成：《回眸》，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86—100頁;鐵道部檔案史志中心(編)：《抗美援朝戰(zhàn)爭鐵路搶修搶運(yùn)史》，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99年版。

[30]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71頁。

[31]煤炭工業(yè)史稿編研組(編)：《中國煤炭工業(yè)二十八年史稿(1949—1976)》，2001年，第276—286、305—325頁。

[32]張學(xué)亮(編)：《劈山造路：湘黔鐵路設(shè)計施工與建成通車》，第276—286、305—325頁。

[33]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頁。

[34]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355—357、740—763、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頁。

[35]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859—860、864—865、873—878、887—890、893—896頁。

[36]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585—596、599—600、604—615、664—668、709—710、731—737、740—763、846—847、852—555頁。

[37]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709—710、731—737頁;筆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38]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頁。

[39]中國鐵道部：《全國鐵路旅客列車時刻表》，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64年版;中國鐵道部：《全國鐵路旅客列車時刻表》，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1981年版。

[40]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pp. 31-36.

[41]鐵路建設(shè)者中幾乎沒有女人。參見邵陽市政協(xié)文教衛(wèi)體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鐵建豐碑(邵陽文史特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2、401—405頁;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2004年，第173—178、293—294頁。作者此表述略有不妥之處，因?yàn)樵谌€鐵路建設(shè)者中，男性雖然在人數(shù)上占據(jù)了絕對優(yōu)勢，但是，在各條三線鐵路的建設(shè)過程中，仍然有一部分女性參加，包括未婚、已婚、未成年、成年等女性。相關(guān)資料可參見：第一，倪同正(主編)：《三線風(fēng)云：中國三線建設(shè)文選》第1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頁等;第二，譯者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生活、讀書、工作的10余年中，曾經(jīng)多次聽到了原三線建設(shè)者的講述;第三，在“百度”上搜索“三線建設(shè)、鐵路、女民兵、女學(xué)生、婦女”等關(guān)鍵詞，即可發(fā)現(xiàn)大量女性參與三線鐵路建設(shè)的具體資料?！g者注

[42]民兵雖然是軍事人員，但其不受國防部指揮。

[43]資料來源于筆者于2011年、2012年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44]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pp. 185-190.

[45]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199—221頁。

[46]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

[47]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

[48]《程子華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51頁;屈德騫、鄭珠濱：《一代將星孔慶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511頁;顧修、李成：《回眸》，第107—138、172—194頁。

[49]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

[50]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第一指揮部：《襄渝鐵路施工總結(jié)》，1981年;交通部第二鐵路工程局施工處(編)：《湘黔鐵路施工技術(shù)經(jīng)驗(yàn)匯編》，1974年;鐵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員會：《成昆鐵路北段施工技術(shù)總結(jié)》，1975年;鐵道部第三工程局(編)：《太焦鐵路施工技術(shù)總結(jié)匯編》，1977年。

[51]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

[52]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頁。

[53]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編)：《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第一指揮部：《襄渝鐵路施工總結(jié)》，第23—27頁;交通部第二鐵路工程局施工處(編)：《湘黔鐵路施工技術(shù)經(jīng)驗(yàn)匯編》，第1—4頁;鐵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員會(編)：《成昆鐵路北段施工技術(shù)總結(jié)》，第1—5、151—153、277—281頁;鐵道部第三工程局(編)：《太焦鐵路施工技術(shù)總結(jié)匯編》，第122—166頁。

[54]陳東林：《三線建設(shè)：備戰(zhàn)時期的西部開發(fā)》，第222—234頁。

[55]《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

[56]屈德騫、鄭珠濱：《一代將星孔慶德》;《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

[57]另外兩條跨省鐵路：北京至柳州、川黔鐵路也有這種問題。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60—72、81—88頁;鐵道部第三工程局(編)：《太焦鐵路施工技術(shù)總結(jié)匯編》;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第一指揮部：《襄渝鐵路施工總結(jié)》;交通部第二鐵路工程局施工處(編)：《湘黔鐵路施工技術(shù)匯編》。

[58]《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地區(qū)支援辦公室：《江津民兵師關(guān)于修建襄渝鐵路的通知、報告、總結(jié)》(1972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16。

[59]《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支援辦公室電報、請示報告、慰問襄渝鐵路民兵的報告、慰問信》(1970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03。

[60]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邵陽市政協(xié)文教衛(wèi)體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鐵建豐碑(邵陽文史特輯)》;筆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61]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支援辦公室電報、請示報告、慰問襄渝鐵路民兵的報告、慰問信》(1970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03。

[6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楊宗茂：《青春記憶：一個三線學(xué)兵的日記》，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10年版;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第25—30頁;邵陽市政協(xié)文教衛(wèi)體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鐵建豐碑(邵陽文史特輯)》;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63]《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楊宗茂：《青春記憶：一個三線學(xué)兵的日記》;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邵陽市政協(xié)文教衛(wèi)體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鐵建豐碑(邵陽文史特輯)》。

[64]筆者的采訪資料并沒有述及談判進(jìn)程，它們只表明了結(jié)果。

[65]資料來源于筆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66]資料來源于筆者于2011年11月在攀枝花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67]地區(qū)支援辦公室：《江津民兵師關(guān)于修建襄渝鐵路的通知、報告、總結(jié)》(1972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16;《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筆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68]陜西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陜西省地情庫—方志資料庫， http://sd.infobase.gov.cn/ftr/ftr.htm?seachword=%u4E09%u7EBF&K=0&run=11&list=1&page=20，2014年1月7日訪問。

[69]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70]那些花費(fèi)大量時間奔波于各地的卡車司機(jī)似乎是一個例外。參見王亞平：《彩云之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1]地區(qū)支援辦公室：《江津民兵師關(guān)于修建襄渝鐵路的通知、報告、總結(jié)》(1972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16;《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第6頁。

[72]資料來源于筆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

[73]《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筆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74]《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

[75]《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第8、284—298頁;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552—556頁。

[76]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頁。

[77]賠償金額根據(jù)家庭規(guī)模而異。固定工得到的賠償金額比臨時工明顯多一些，但具體情況還不清楚。資料來源于筆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四川省重慶市民政局：《8711部隊關(guān)于發(fā)放修建襄渝鐵路西段民兵營因公致殘傷亡撫恤費(fèi)的通知、花名冊》(1973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075-03-0254;《襄渝鐵路西段江津民兵團(tuán)貧困撫恤材料》(1972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075-03-0266。

[78]《支援辦公室電報、請示報告、慰問襄渝鐵路民兵的報告、慰問信》(1970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03。

[79]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80]《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2;《焦枝鐵路會戰(zhàn)湖北省指揮部情況簡報》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檔案館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支援辦公室電報、請示報告、慰問襄渝鐵路民兵的報告、慰問信》(1970年)，重慶市檔案館藏，1216-28-0003。

[81]湖北省枝柳、鴉官鐵路會戰(zhàn)指揮部政工組(匯編)：《政工簡報》1971年第1—31期;鐵道部基建總局(編)：《1963—1980鐵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冊，第51—55、626—629頁;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第203—213、226—248頁;筆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對原三線鐵路建設(shè)工人的采訪資料。

[82]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南充市委員會(編)：《襄渝鐵路大會戰(zhàn)：南充民兵師紀(jì)實(shí)》;邵陽市政協(xié)文教衛(wèi)體文史學(xué)習(xí)委員會(編)：《鐵建豐碑(邵陽文史特輯)》;王亞平：《彩云之路》;楊忠茂：《青春記憶：一個三線學(xué)兵的日記》。

[83]三線學(xué)兵連網(wǎng)站，http://www.sxxbl.com，2015年2月22日訪問。

（原文刊載《開放時代》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