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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法上“例外狀態(tài)”（Ausnahmezustand）的概念，在所謂的戰(zhàn)爭法（Martial Law）上，明顯是基于劃出自由真空領域的設想。例外狀態(tài)作為一種困守狀態(tài)（Belagerungszustand），在19世紀的法國成為了一種法律建制。[52]

考慮到前述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s）的研究，天主教國家與新教國家在對待神圣羅馬帝國時采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前者奉行主權國家的原則，意圖加強神圣羅馬的凝聚力；后者鼓吹地方自治的自由主義原則，意圖削弱神圣羅馬的國家能力：

歐洲的王權之爭進一步產(chǎn)生的壓力，是會讓德意志變成英格蘭和荷蘭那樣的議會政體，還是變成法國或西班牙那樣的君主政體，抑或是重新陷入過去200多年來所經(jīng)受的內(nèi)憂外患之中呢？[53]

可以說，宗教改革把奪海的原則引申到了歐洲內(nèi)部。從此以后，歐洲便存在兩種國際法原則，一種著眼于平等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一種聚焦于主權者與臣民之間的界線劃分。對此，施米特有過一個形象的比喻：

卡巴拉主義者聲稱，波希墨特試圖用自己的角或牙齒撕碎利維坦，而利維坦則用自己的鰭堵住這個陸地動物的嘴和鼻子，使得它無法進食和呼吸。[54]

陸獸的作戰(zhàn)原則是占領對方的土地，控制對方的人口，消滅對方的有生力量。海怪則不然。伊麗莎白女王時期，“成百上千的英國男人和女人變成了海盜資本家。這同樣從屬于我們這里所說的從陸地到海洋的根本轉型過程”。[55]戰(zhàn)爭的目的是捕獲對方的財產(chǎn)，封鎖對方的海岸線，戰(zhàn)爭的理由變成了普遍的自由貿(mào)易權利。

英國人既然奉行基于自由貿(mào)易原則的無限制戰(zhàn)爭，就預設了個人權利在邏輯上優(yōu)先于主權國家。盡管霍布斯的“利維坦”看起來強大無比，但仍然奉行了這條原則，是故它充其量不過是人為制作出來的技術中立機器而已。正如施米特所言：

隨著國家被看作人類計算的一個人工產(chǎn)品，決定性的一步就邁出了。所有進一步的發(fā)展，比如從機械鐘表到蒸汽機到電動馬達再到化學或生物過程，都是技術和自然科學思想自身進一步發(fā)展的結果，并不要求任何新的形而上學決定……這種轉化由霍布斯來完成。[56]

這種把個人置于國家之先的做法徹底破壞了“人是政治動物”的古典原則，更隨著“制空權”的出現(xiàn)，發(fā)展出了后來吉奧喬·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全球內(nèi)戰(zhàn)”或“全球治安戰(zhàn)”模式。譬如1999年，美國以“人道主義干涉”為名對南聯(lián)盟進行了長達78天的狂轟濫炸，對象不只是軍事目標，也包括民用設施、公共工程，有如代表國家暴力機關的警察用警鞭不斷敲打違法亂紀者腦袋的治安舉措。人類歷史進入了國內(nèi)法凌駕于國際法的時代。[57]

《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 吉奧喬·阿甘本著，趙文譯，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為此，施米特求諸傳統(tǒng)的歐洲公法原則。在他眼里，“正當?shù)膽?zhàn)爭”就應該像騎士決斗那樣不問對錯，只問雙方是否符合保障決斗公平的程序。這是一個令人混淆的表述，戰(zhàn)爭真的沒有對錯之分嗎？不，它恰恰建立在陸權、海權正邪之分的前提之上，它也可能成為“東方-西方的對峙”，“東方是陸地，西方是海洋”。[58]最大陸權國家的戰(zhàn)略學家彼得羅夫就據(jù)此指出了地緣政治的善惡之別。

《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一書共有四章，彼得羅夫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論述了“地緣歷史善惡二元論”。有趣的是，彼得羅夫在這里只字未提地緣戰(zhàn)略，甚至沒有像施米特那樣上溯法權理論，而是關注起宗教問題。他列舉了幾種反基督教思想，如共濟會的“所羅門教堂”、納粹主義的“千年帝國”等。不論這些思想有何不同，究其實質：

所有這一切跟猶太教地球的夙愿相近似，因此猶太人拒絕了基督的上天價值，并期待自己的猶太地球“救世主”（這是猶太教的實質）。對“人間天堂”的渴望意味著對上帝王國的不信任，甚至這一點在忘卻渴望的意義情況下“改造不完美世界”的愿望受到驅使時，它經(jīng)常減輕建立撒旦王國的困難。[59]

摩尼教靈知主義和猶太教神秘主義或幻想通過“光明戰(zhàn)勝黑暗”建立“地上天國”，或以為占有神性就可以揚棄一切秩序規(guī)則。[60]與這種做法截然相反，真正的基督教徒始終“在上帝王國里永遠地生活”。[61]

大航海和宗教改革帶來的不僅僅是法權關系的變革，更是新教上流社會與猶太金融資本家的秘密聯(lián)盟：

所有集中起來的拒絕天主教的言行使反基督教力量有了批評它旨在進一步分化西方基督教合適的借口。新教的宗教改革運動在猶太人明顯的影響下開始了。猶太人“成為了時髦……公爵和大學直接招聘猶太語教師，并且不僅在德國和意大利，而且在法國和波蘭設立專門的教研室”?！榜R丁·路德本人教授猶太語”，“在猶太人那里打聽情況”，保護他們。[62]

事實上還不待宗教改革，早在12世紀，猶太裔基督教神學家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1135-1202）就通過把三位一體學說歷史化，完成了“人間天國”的理論構造。[63]在彼得羅夫看來，歐洲精神正受到猶太神秘主義強有力的挑戰(zhàn)，承擔拯救基督教文明的重責只有落在俄羅斯東正教的肩上。

如今，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和法國式的多元主義成為“神圣世俗化”的最新表現(xiàn)形式。它們或者顛倒了古典的善惡標準，或者干脆取消了善惡的區(qū)分，讓人分不清楚什么是好，什么是壞。在這些來勢洶洶的政治思潮面前，堅守傳統(tǒng)的俄羅斯倒顯得離經(jīng)叛道了?！罢窃谶@個進程的背景下，俄羅斯的離經(jīng)叛道在全世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盵64]可見彼得羅夫講的是地緣政治問題，關注的卻是俄羅斯民族精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