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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國家與國族建構

國家，無疑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人類文明史的長河中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國家形態(tài)；但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國家更多的實際上是指現代國家。

在20世紀的社會學大師韋伯看來，現代國家首先體現為一整套制度或者機構，并以特定的領土為界限，但最為關鍵的是，“現代國家是個制度性的支配聯合體，它已經成功地確立了在一定領土之內對作為支配手段的物理暴力的壟斷權”；甚至，根據韋伯的觀點，歸根到底，只能根據國家所特有的手段，即物理的暴力（Gewaltsamkeit），對現代國家進行定義。其他諸如埃利亞斯、奧爾森等學者對于現代國家的界定也均不約而同地強調了國家對于權力和暴力工具的壟斷屬性。

但這種“權力的壟斷”、“對內外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的依據何來？或者說現代國家的公民緣何要認同這個國家及其統(tǒng)治體系？

對此，一般的論證主要從國家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職能的公共性角度和國家產生于人民訂立社會契約的民主論角度著手：如強調國家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與稅收的權力，目的不在于為國家機構自身或國家機構的成員謀求福利，而在于為一國的人民提供“公共產品”；1而民主論的代表則是“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社會契約論敘事，君主立憲，還是總統(tǒng)制、議會制，僅僅是具體政權組織形式的不同，其國家性質和國家權力合法性的塑造大多是一種人民主權的民主制模式，因此現代國家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民主國家。2

所以，和古典王朝相比，現代國家在國家權力大幅度滲透入社會的同時，也承擔了大量的公共福利職能，而且其合法性來源的論證模式，實際上也由“上帝”變成了“民主神”。

美國國會資料圖（圖/politicscentral.org）

可無論是強調國家之提供公共福利職能的所謂公共性，還是強調國家的形成來自與社會契約的訂立，其理論論述無疑都是一種工具理性或者制度理性；這和原來那種強調王室對于民眾的親和力、君權神授之宗教所起到的凝聚力相比，多少顯得過于冷冰冰的，似乎缺乏足夠的情感維系。所以，便有了訴諸于“民族”的“民族—國家”情感塑造模式：即國家是由民族構成的，每個公民均為民族的一份子，從而通過訴諸民族情感同一性，強化公民對于國家的忠誠度和認同感。

所以，現代國家建設實際上通過確立一種同一性的民族認同，進而以民族—國家同一性的方式來體現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排他性，從而在列國林立的世界格局中實現主權國家式的統(tǒng)治單位界分。正是基于這種“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塑造，統(tǒng)治者可以確立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并在法律和對外交往中代表國民全體，民族國家也因此成為現代國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權力裝置器”。3

由此，發(fā)軔于近代歐洲國家競爭的現代國家，和傳統(tǒng)國家相比，不再是有邊陲無邊界，而是有著清晰的國家標識：主權、領土和人口。

更為重要的是，現代國家在其疆域范圍內通過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制政府、統(tǒng)一的民族利益、統(tǒng)一的國民文化等方面的一體化制度塑造，實現了對原來的封建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的全面整合，更直接地汲取了充分的社會資源，以達致國家資源配置的最優(yōu)化，從而確保其在激烈的國家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同時，通過人民集體出場，形成民族、民族行使制憲權，建立政府機構的理論擬制，書寫了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雙重合法性敘事模式，4進而在政治除魅化的時代實現了合法性的有效論證，也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動員。

正是緣于民族國家相比于傳統(tǒng)國家所體現的這種巨大合法性塑造和政治動員優(yōu)勢，所以雖然不斷有論者提出要“超越民族國家、邁向文明國家”，或者說用天下體系取代民族國家，甚至關于民族國家的概念和相關理論沿革，也均是見仁見智，但時至今日，國際競爭的主權單位仍然是民族國家，人類社會的治理也基本上是以民族國家方式為單位。所謂的全球化、跨國治理，不但無法繞過各個民族國家，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在客觀上加深了民族國家的認同程度。5

因此，所謂現代國家建構，一個核心的任務即是強化這種民族—國家的同一性，進而實現最大程度的合法性塑造和政治動員，即國族建構或者國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