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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真實的狀況是：某些被稱為“鄉(xiāng)土文學”的作者，在戒嚴時期，以文論與文學為載體，與黨國右翼文人就上述重要議題，所展開的高度政治敏感從而危機四伏的論戰(zhàn)。這場論戰(zhàn)以文論與文學為主要形式，逼文學家執(zhí)戟出馬，本身無言地說明了擁抱美式現(xiàn)代化理論的臺灣社會科學界在冷戰(zhàn)時期支撐既存現(xiàn)實、脫離社會矛盾的“去政治化”。因此，“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是一場因50年代白色恐怖鎮(zhèn)壓余波綿延而長期推遲的以冷戰(zhàn)意識型態(tài)為核心對象的論戰(zhàn)。

陳映真后來在1998年的一篇以黃春明在1970年代的小說為對象的討論中，指出了從1970年代初由保釣運動所開啟的左翼文藝與社會思潮，經之后的現(xiàn)代詩論戰(zhàn)，到1977年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高峰的臺灣1970年代斗爭的意義，是在于提出了“美國帝國主義論”以及“臺灣殖民經濟”的說法，并引發(fā)了臺灣的經濟與社會性質到底是不是與“殖民地”相類的爭論。陳映真認為，這基本上是白色恐怖以來臺灣頭一次的，雖因政治與知識條件不足而難免僅是雛形的一場有關“臺灣社會型態(tài)（social formation）性質的討論”。(10)

論者或許會質疑，而且是合理的，用一篇1998年的回顧性文字，重新掌握《夜行貨車》的時代脈絡，在方法上的不適當。那我們就以陳映真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之際，所發(fā)表的幾篇直接涉及到“鄉(xiāng)土文學”的文章，作為討論依據好了；按照先后，這幾篇分別發(fā)表于1977年6月所發(fā)表的《“鄉(xiāng)土文學”的盲點》、1977年7月的《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1977年10月發(fā)表的《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以及1978年8月的《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一個合理的設想是，這幾篇時間上相鄰的議論或論戰(zhàn)文字，和1978年3月的《夜行貨車》，應有相當稠密的互文關系。

閱讀并整理這幾篇論文或雜文，我們可以整理出幾個一再出現(xiàn)的論點。

首先，戰(zhàn)后臺灣的發(fā)展是屬于嚴重傾斜于美日技術與資本的依附型經濟。而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依附也必然帶來程度不等的政治、文化、知識，與精神上的依附。

其次，進入1970年代后，臺灣社會面臨重大危機，政治上對美依附的穩(wěn)定感崩壞了，社會經濟現(xiàn)實也急遽變化，城鄉(xiāng)關系、階級關系，與環(huán)境生態(tài)等都乍現(xiàn)危機，同時，釣魚臺事件也讓一種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思潮開始形成。凡此，都是鄉(xiāng)土文學得以出現(xiàn)的重要背景。

其三，由于反帝與反殖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出現(xiàn)，一種對于日本殖民時期臺灣民眾反抗史的重新評價也得以展開。最后，對陳映真而言，所謂“鄉(xiāng)土文學”就是“民族文學”，而這個民族文學的民族主義不是國粹主義的、文化主義的、沙文主義的，或地方分離主義的，而是“第三世界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有帝國主義壓迫的地方就有反帝的民族主義”。

然而，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期間，最讓陳映真感到一種棘心焦慮的，我認為，不是來自正面戰(zhàn)場──那來自黨國派與西化派（現(xiàn)代主義派）分進合擊的打擊，例如彭歌要大眾警戒“赤色思想滲透”的《不談人性，何來文學？》等評論，以及余光中告發(fā)鄉(xiāng)土文學作家提倡“工農兵文學”的著名獵巫文章《狼來了！》。對這類因底氣虛弱而必須麻辣抹紅、抹黑的文字，陳映真的回應嚴正犀利、大開大闔，逐條回應其攻擊，直斥彼等為“幾個粗暴、無知的打手”，并要他們的誣陷與攻訐“應該立刻停止”。

但我也注意到，陳映真在他的回應里也明確地表白，面對這些無情且無知的打擊污蔑，被攻擊的鄉(xiāng)土文學作者是“永遠不會”“不當?shù)禺a生分裂主義的情緒。” (11)“分裂主義的情緒”這幾個字值得注意；它既是作者的明志，也表達了他對那在1970年代中期的雖低調而沛然的分離主義勢頭的憂心。

1975年的《臺灣政論》的發(fā)刊，在不得不委婉其詞的限制下，已無疑形成了分離主義的某種政治論述。1977年8月，就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方酣之時，臺灣長老教會發(fā)表了《人權宣言》，呼吁“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這就是1970年代臺獨運動史上（雖然在宣言中一再謹慎宣稱教會與“臺獨完全無關”）著名的“長老會事件”。

陳映真對此事件非常關注，并于翌年六月發(fā)表了《臺灣長老教會的歧路》一文，一方面明確指出美國在臺灣的宗教政治中所扮演的主導角色，但也同時對教會仍可能有反省力抱持期待，并反對政權“以任何敏感性的指控”，加諸于宣言發(fā)表方。(12)心中明亮自有一把尺的陳映真，對于同樣遭到國民黨當局迫害鎮(zhèn)壓的有獨派傾向的人士，總是懷抱著一股善意，不辭諄諄之勞，不放棄任何可加以導引的機會──至少，在1970年代末還是如此的。

同樣地，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期間，最讓陳映真小心翼翼拿捏分寸的是當他面對當時的“內部的他者”，也就是那些低調閃爍著分離主義傾向但卻與陳映真共同在黨國壓迫之下的文人與知識分子。

我認為，陳映真回應葉石濤在1977年5月發(fā)表在《夏潮雜志》的《臺灣鄉(xiāng)土文學導論》的《“鄉(xiāng)土文學”的盲點》一文，就表達了這樣的小心翼翼──在提出質疑與警示時，不忘表達高度謹慎的肯定與期待，并在善意的基調上建立起陳映真毫不妥協(xié)的“鄉(xiāng)土文學”立場。(13)我認為這篇回應是陳映真，作為一名魯迅意義的戰(zhàn)士，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中最具戰(zhàn)略視角的一次介入，他事實上是把當時作壁上觀的“本土派”視為最麻煩的潛在敵人，因為他們正與新興分離主義政治運動各有所司地共同調動一種意識型態(tài)與感情結構；用陳芳明的話：“各自為戰(zhàn)，也是相互為用”。(14)

陳映真把這篇回應，發(fā)表在當時有分離主義傾向的主要文學雜志《臺灣文藝》上。非常恰巧，這與他為《夜行貨車》所選擇的發(fā)表場地是一樣的。我相信，這個“巧合”客觀說明了他是在進行一種介入性書寫，企圖在不直接打擊“臺灣意識”、或“臺灣立場”這些新興能指的戰(zhàn)術下，將它們“導引”到一種左翼的、恢弘的“第三世界”與“第三世界文學”視野中。

在幾乎可形容是“溫婉曲致”的與葉石濤（們）的對話中，陳映真指出，以“農村和農民”為臺灣日據時期文學的關注焦點為由，說臺灣彼時的文學是“鄉(xiāng)土文學”，從而以此為基礎，提出“臺灣意識”或“臺灣立場”的說法，可能還是有兩個盲點的：

其一，這個“特殊性”，當遭遇到我們之前一直視而不見的“全亞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學”時，就無法顯現(xiàn)出它是多有“個性”的了──它必然從屬于這“全亞洲、全中南美洲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學”的大個性之中；

其二，那么，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是不是就只是“第三世界文學”的一個構成呢，從而失去了它在這個大范疇內的個性了呢？不是的，因為它一直是以作為反帝、反封建的中國近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的有機構成而存在的──“光輝的、不可切割的一環(huán)”。(15)

陳映真指出了葉石濤的兩個盲點：第三世界與中國。多年后，陳映真在2005年發(fā)表于《讀書》（北京）的《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就指出當初他在回應葉石濤的《“鄉(xiāng)土文學”的盲點》時，就起意在“第三世界”意識極端荒廢的臺灣”，第一次在臺灣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學”這兩個詞。(16)

陳映真注意到，在葉石濤所謂的“臺灣鄉(xiāng)土文學”的反帝與反封建的亮堂概念（或修辭？）的表面之下，所隱藏的“盲點”──即一種以“臺灣”為一孤立自足的立論空間，自外于“第三世界”與“中國民族的立場”。

陳映真指出，如果少了這樣的一種“第三世界”與“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那么無論是“反帝”或是“反封建”都可以被抽象化，進而被收編到同樣抽象化了的“臺灣”（或以此而言，“臺灣人”）這個意識型態(tài)范疇上，而為其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