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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頭一次陳映真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表達了他對中國大陸“走資”的焦慮，以及他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的終歸徒勞的大恐縵縵。這是1982年底的小說。至于1977- 78年陳映真寫作《夜行貨車》之際，這樣的一種對“走資”的焦慮是否已經(jīng)浮現(xiàn)，我缺乏足夠的論斷基礎(chǔ)，但是對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想崩落的恐懼，則已經(jīng)很清晰地出現(xiàn)了，雖然恐懼的原因與“改革開放”可能無關(guān)，而是對于文革后期越來越多的暴力，尤其是對知識分子群體所展現(xiàn)的人身暴力與人格扭曲的震驚。陳映真在1979年底，在《夜行貨車》小說集的《序》里，雖然表達了他對中國的文學家、知識分子和“全中國人民”的不熄的信念，但也明確表達了他的高度受挫與驚駭。他說：

“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于充當本國和外國權(quán)貴之俳優(yōu)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一樣，注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jiān)禁和死亡中渡過苦艱的一生。近百年來，在中國，有許多作家曾以孤單的身影，面對從不知以暴力為恥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做過勇敢而堅毅的抗爭；也為曾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過美好而充滿應許的歌曲。然而，曾幾何時，他們也以更其孤單的身影，在腐化和墮落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備嘗更其殘酷、更其無恥的損害和侮辱?！?35)

如前所論，《夜行貨車》表現(xiàn)了多重焦慮，但其中最大的焦慮，畢竟還是“中國”。對展現(xiàn)了一種強烈的第三世界敏銳感覺而相對回避了“中國”的“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理解，必須要考慮到作者此時的深度困惑。

相對于1959第一篇小說《面攤》以來那一直不斷的“橙紅的早星”的參照，以及《山路》對革命理想的痛苦追尋，此時的陳映真不知如何訴說中國，而客觀上的結(jié)果就是我們看到他只得論列“第三世界”。這么說來，陳映真的小說，比起陳映真的論文（好比《“鄉(xiāng)土文學”的盲點》）來得“更真實”，更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的非理論意識層次的精神困境──他在論文中畢竟還是可以比較無礙地寫“民族文學的立場”，以及民族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互參性……。

今天看來，由于《夜行貨車》對“中國”的失語，以及在這個條件下對獨派的“導引”企圖，使得這篇小說還是不期然地但似又理所當然地落在獨派的一廂情愿的喜聞樂見──盡管，陳映真苦心孤詣地丟出“新殖民地”、“南方”或“第三世界”等議題；盡管，陳映真那么費盡心思地塑造了“詹奕宏”這樣的主人公；盡管，陳映真似乎是用“景泰藍的戒指”讓男女主人公對“中國”有所盟誓。

但平心而論，“誤讀”的責任固然不都在獨派讀者身上，但實在也難以說就在小說作者身上，因為陳映真對“中國”的暫時失語，反映的是陳映真所難以逃避的因歷史條件而形成的精神危機?！兑剐胸涇嚒酚谑乾F(xiàn)身說法了一個危險教訓，那就是，如果無法在思想上面對“中國”這個與臺灣社會經(jīng)緯交錯勾連萬端的巨大現(xiàn)實，也就意味著這個思想是沒有出路的，而且會陷到輕易為對反力量所整編的后果。

以臺灣為一種在地實踐的空間尺度，以階級政治替代族群政治，甚或從第三世界立場論述一種左翼理想主義……，這些想法本身誠然良善，但如果它們無法替代對“中國”的思考，那么，以它們?yōu)榛A(chǔ)、為理由取消“中國”議程，則可能會轉(zhuǎn)變成一種迂回的逃避。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反省我自己以及我長期所屬的一個刊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由于一種洋左的知識與政治立場，無能把自己的議題與包括臺灣在內(nèi)的中國近現(xiàn)當代重要議題結(jié)合起來，反而習慣性地以洋左的進步語匯（包括批判、公共、反全球化、多元主義、基進民主…..）“介入”臺灣現(xiàn)實，結(jié)果是不但因為不接地氣而無介入之效，反而，更不期然地，在社會急遽變化時期，為反動力量拿來當做他們的概念武器。(36)沒有理由相信“第三世界”、“去殖民”等“進步”概念在避免這樣的收編時，一定占據(jù)任何優(yōu)位。沒有“中國”，第三世界站上去也會踩空的。

然而，話說回來，在這篇小說里，陳映真是否又真的完全無法論述“中國”呢？并不是的。他是困惑于不知如何正面論述中國，但這不表示他也不知道何種關(guān)于“中國”的理解是錯的。于是，我們最后來討論一下這篇小說比較難理解的一個有關(guān)“沙漠”的隱喻。

女主人公劉小玲十多年來不斷夢到一片“寂靜的、白色的、無邊的沙的世界”，其中沒有一切生命（好比仙人掌）或生命的遺跡（（好比“野牛的頭骷髏”）。

最初，這片沙漠使她駭怕，把她從夢中驚醒，但后來因為常常做這個夢，習以為常了，就敢于在夢中注視它，從而竟然對實體沙漠感到興味。當晚宴的貴賓達斯曼先生，以其業(yè)余生態(tài)學研究者的善意，告訴劉小玲沙漠其實也是一個充滿生機的地方時，劉小玲想表達她的不同感受，但小說并沒有讓劉小玲完成以“But”開頭試圖表達不同感受的句子。但我們理解，劉小玲并非要挑戰(zhàn)達斯曼先生關(guān)于沙漠的科學知識，而是要說，那樣一個事實上充滿生機的沙漠，可以是很多夜行動物的故鄉(xiāng)的沙漠，并不是她在長年的夢境里所感受的沙漠。

沙漠是一種符號、一種象征，指向了劉小玲的某種深層的難以言說的恐懼、焦慮或虛空。那么，這個從她中學生以來就糾纏不已的夢境到底要如何解釋呢？我以為，“沙漠”是陳映真用來描述作為流亡群體的外省人精神深處的一個最恐懼的狀態(tài)──一種沒有故鄉(xiāng)的、失去源頭活水的，所有為之灌注下去的水都將快速消失的深度枯竭狀態(tài)。那么，如何理解劉小玲，作為一個所謂的外省第二代，為何還長期做著“沙漠”的噩夢呢？

要理解這個夢，就必需找到歷史切入點：兩岸分斷與國共內(nèi)戰(zhàn)。

如果說，理解詹奕宏何以是一個如他那般的憤青，非得從他的家庭，他的成長背景，特別是他的父親處著手，才能尋得解答，那么劉小玲的“祕密”也得從同一路徑尋覓。當小說費解地指出劉小玲自從青春期以來就受困于一種如此之噩夢時，我們別無其他線索（事實上，作者也刻意封起其他線索的門窗），只能從劉父那兒獲得些許解釋路徑，特別是小說已經(jīng)告訴我們劉小玲是在頹唐自棄的老父，與背叛遺棄老父的年輕母親之間，選擇了認同父親。(37)那么，如果劉小玲認同父親，那么他父親不是還有“中國文化”嗎？為何她還是做著這樣的噩夢呢？

劉父曾是一個“活躍在民國三十年代的華北的過氣政客”，人稱“劉局長”，根據(jù)隨著來臺的老家人周媽報導，劉局年輕時“一次槍斃十個把人，眼皮都不霎一下”。但來到臺灣以后，諸事不問，不修邊幅，完全變成一個散人，而在年輕他三十歲且因經(jīng)商成功而越來越強悍的少妻眼中，則完全成為了一個“臟老頭”，一個“破舊的、多余的人”。對于妻子曾對他東山再起的鼓勵，他報以“二十歲我從日本學兵回來，什么我沒抓過，什么我沒見過？”。這樣一個劉局，對于妻子的冷落、揶揄乃至背叛，似乎毫不上心，終日一襲長衫，“時而弄弄老莊，時而寫寫字，又時而練練拳，寫一些易經(jīng)和針學的關(guān)系之類的文章，在同鄉(xiāng)會的刊物上發(fā)表。”